『一切新的学说，都是经过四个阶段才被世人承认。第一个阶是冷淡，不予理会；第二阶段是谩骂，打击；第三阶段是怀疑，讨论；第四阶段才正式承认。』（《尹吉甫与诗经鉴赏》李辰冬）
（作者：赵辉）自《诗经》成为儒家五经之首，二千多年来，普遍认为《诗经》为诗祖尹吉甫采集，孔子编撰，《诗经》来自于周朝五百年的历史，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为周朝专职采诗官从民间采集而来。
这样问题就来了，专职采诗官五百多年只采集到三百首？尹吉甫采集，为何有大量的尹吉甫去世后的作品？孔子编撰，为何孔子对同时代作品作者、创作背景只字不提？孔子会将三千多首诗经作品废弃不用，只保留三百首？这是对前人文化的犯罪，孔子能做？孔子编撰《诗经》时，已有大量弟子，对此毫无疑义？编撰时无一个弟子参与？这些都是作为《诗经》研究者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关于《诗经》先不说它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地位，就是对于普通百姓，有多少女子的名字来自于《诗经》？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中国人取名讲究“女诗经，男楚辞”。是什么原因形成中国人的这种取名习惯？我们知道《楚辞》是我国爱国主义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其字里行间表现的浓烈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阳刚之气的词句，成为中国人给男孩子取名的重要来源。那么为什么给女子取名时，又普遍取自于《诗经》，在《诗经》中找寻适合表现女子的阴柔、美丽、贤淑之美的词句呢？为何《诗经》中具有大量的这些体现女子性情的诗词呢？笔者不得不怀疑，《诗经》的编撰者不是传说中的经天纬地的男子，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奇女子，只有具有女性才情的编撰者，才能在《诗经》作品中，处处体现出女子的诗意特质与语言特征。即使在《相鼠》这种完全骂人的诗词中，都透露出女子娇柔的女性之美。如果是孔子编撰《诗经》的话，是不会把《相鼠》收录进儒家经典的。
《诗经》传为诗祖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这一观点本身就存在严重漏洞与缺陷。在《诗经》流传下来的305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判断很多诗篇的内容为尹吉甫去世后时代的作品，因此，可以基本排除《诗经》为诗祖尹吉甫采集的可能性。在关于《诗经》的评价中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孔子看到的《诗》就是三百篇，《诗》的内容是“思无邪”，是需要弟子们好好学习的。如果孔子接触到的《诗》有三千篇，并对《诗》进行了选编，孔子就不会对弟子如此肯定地总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否则的话，做为其弟子也就不会认可孔子的对《诗》的两个结论，一是《诗》三百，二是思无邪。如果孔子对《诗》进行了大幅的选编，做为年龄不小于孔子太多的弟子，也会接触到孔子没有选编的其他《诗》，来否定孔子的“《诗》三百”，这对孔子的言行是致命的损害，使得孔子在弟子中地位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孔子本人实际上已经通过自己的语言，否定了《诗经》为本人所编撰，《诗经》只是后人附会在孔子身上的光环。
因此，笔者可以做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诗经》不是诗祖尹吉甫采集，《诗经》也不是孔子编订，孔子也没有对《诗经》进行任何的删选，孔子接触的《诗经》是前人已经编订完整的《诗经》，孔子是《诗经》的极力推崇者，使得《诗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之首。
在排除了尹吉甫采集与孔子编订《诗经》的可能性后，在远古中华文明启蒙时期，还有谁具有文学能力来编撰深远影响中华文明的《诗经》呢？两千多年来没有任何的历史资料能给我们答案，我们只能从《诗经》作品本身来找寻。作为《诗经》的编撰者，必然在《诗经》作品中留下她的身影。《诗经》篇幅中，以女子身份创作的诗篇、以女子为主人公的诗篇，《诗经》作品中提及的女子，就是我们重点找寻的对象。任何文章、诗词都隐含了作者的身影、信息、观点、身份。作为编撰者，《诗经》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其个人作品及与其有关的作品，以及与编撰者关系密切者的作品。
通过笔者的前期相关论述，《左传》记载中的“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传】二年春，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中的女子向姜，正符合以上的特点。在《诗经》的作品中，可以理解为向姜的作品有《菁菁者莪》、《鼓钟》、《十月之交》、《葛覃》、《四牡》、《节南山》等；向姜夫君莒子的作品有《车舝》、《关雎》、《蒹葭》、《燕燕》等；向姜父亲的作品有《雨无正》、《桑柔》等；向姜老师的作品有《都人士》《民劳》《荡》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说明，向姜本人具有极高的《诗经》文学天赋，与相当一部分《诗经》作品作者，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与亲情关系，可以收集接触到第一手《诗经》作品，也能深刻理解其作品的内涵。向姜本人有能力、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诗篇整理编辑成册，流传后世。
《诗经》很多诗篇，我们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其创作背景与作者身份，但其行文描写的细腻、情感的丰富，是一个男性编撰者所无法表现的，即使是对一些国家大事的记述，都体现了鲜明的女性特质。在赋比兴的取材上，大量的花草鸟虫、春风秋雨的起兴，都体现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特质。其优美、细腻、情感丰富的文字应用，成为后人为女子起名的重要来源。这完全区别于大男子爱国主义者屈原的浪漫主义诗篇，是完全不同的文风与词赋。这是《诗经》与《楚辞》在语言文字上的重要区别，形成了后人为孩子取名时形成“女诗经，男楚辞”的传统。
笔者排除尹吉甫和孔子在《诗经》编撰者的身份，并不是否定尹吉甫和孔子在《诗经》中的特殊贡献与重要作用，相反尹吉甫在《诗经》的开创者地位和孔子在《诗经》推广发展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笔者之所以做出如此前无古人的判断，是来源于当时的历史发展与尹吉甫开创的《诗经》文体传承与突然消失有关。
在笔者看来，《诗经》从文体的产生到《诗经》的编撰成书，大约在公元前823年前后至公元前680年前后，这一百四十年时间左右。起始于公元前823年尹吉甫随周宣王北伐犬戎，后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地区的向国，治理南淮夷地区时期；终结于公元前704年向国全体国民西迁颊地后的二十多年左右，向姜的去世而结束。《诗经》四言文体随着向国的失国而逐渐消亡，《诗经》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之谜。
从汉朝儒学的兴盛开始，普遍认为《诗经》是从周朝民间收集而来，是当时周朝文化的反映。但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诗经》即使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情况下，能通读过《诗经》全文的人，又有几人？更不要说在2800年前，中华文明刚开始发展，文字刚逐渐系统化，只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初始工具。能创作出如此高度规范文体的诗人，在当时情况下又能有几个？在后世诗词高度发展时期，也再无后人敢涉足四言文体，只能以五言、七言文体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长期流传的《诗经》是从民间收集而来的结论，是不成立的，也误导了后人对《诗经》的深入研究，将创作、编撰《诗经》作品前人的丰功伟绩，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抹灭的干干净净。
说起春秋向国公主向姜，大概没几人听说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也是对她的经历有着极大的误解。《左传》记载：“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经】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传】二年春，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此段记载被普遍解读为，因为向姜新婚三月不辞而别返回娘家向国，而引起莒国起兵吞并了近千里外的向国。这种解读不仅在讲究周礼的东周初期联姻的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不会发生，即使在普通市井人家，新郎也不会因为新娘初婚返回娘家，而带人抄了老丈人的全家，还带回新娘返回生活，笔者实在理解不了历史怎么会被如此解读，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心不古”的真实例子。
由此，将笔者带入了《诗经》世界，先后写完了《春秋向国考证》和《二千七百三十八年的旷世绝恋》（2017年），论证了周朝春秋向国位于安徽省怀远县古城镇的古城遗址，《诗经》中的《车舝》、《关雎》、《蒹葭》、《菁菁者莪》、《钟鼓》正是对《左传》记载的这段历史事件的真实描述。
历史上的春秋向国与怀远县古城镇古城遗址和《诗经》有必然联系吗？在宋朝出土的“兮甲盘”铭文中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中的“兮甲”就是被我们尊称为中华诗祖的尹吉甫，其“至于南淮夷”的地方，就是位于南淮夷的春秋向国，怀远古城镇的古城遗址就是春秋向国的向城遗址。诗祖尹吉甫就长期工作生活于向国，负责成周四方、南淮夷地区的治理事务，并将四方地区治理的井井有条，次序井然。为尹吉甫从事诗经创作、培养诗经人才，建立了良好的物质与社会条件。
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怀远县志》中，有一句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关于古城遗址的注释：“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翻译为白话就是说“诗经皇帝尹吉甫的作品都创作于向国，即是此地”。此句九言文字，对《诗经》解密具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说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创作于向国;二是尹吉甫来到向国后长期生活于向国，直到去世前被贬返回家乡。尹吉甫长寿到77岁去世，从三十多岁来到向国，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向国工作生活，这四十多年就为尹吉甫进行《诗经》创作、建立向国贵族子弟学校、培养诗经人才，提供了充足的闲暇时间。这也是后世的文人、诗人、词人被贬偏安地方，在诗词方面做出巨大成就，为后人留下千古诗词名篇的惯例。
在笔者解读为向姜作品的《十月之交》中“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向姜对于公元前704年秋受到郑国、卫国、齐国入侵而失国的向国，曾经对周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进行了明确记载，其中的“皇父卿士”就是尹吉甫，“楀维师氏”就是尹吉甫建立的诗经文体培训学校的向姜老师，他们都是《诗经》在向国产生、发展、传承的重要人物，是《诗经》在向国独立形成发展的为数不多的线索与证据。
在春秋向国南的淝河，有一个名称至今被沿用的湖泊，叫做“四方湖”，其名字的普通、通俗让笔者始终不敢把它和家喻户晓的《诗经》联系在一起。但在对《诗经》的反复阅读中，发现在《诗经》305首作品中，竟然有23首作品使用了“四方”一词。遍寻全中国敢把“四方”用做地名的，还无其二。因此，笔者可以自信地做出明确判断：“四方湖”名称的来历，就是尹吉甫在向国负责成周四方地区治理时，在实现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局面后，为向城南的一段淝河平缓湖泊而命名的，充满豪情的名称。在《关雎》、《菁菁者莪》、《蒹葭》、《鼓钟》诗文中，我们至今还可以在“四方”湖畔找到其中的景象，即使现在过去了二千七百多年。
尹吉甫在周幽王时期，在向国度过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培养的大批《诗经》人才，在进入周幽王时期后，政治、社会开始进入动荡期。尹吉甫内心本质具有的家国情怀，使得尹吉甫难免会在其诗文中，表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愫、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在尹吉甫去世后的周幽王、周平王、周桓王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在《诗经》就出现了被孔子所推崇的、包含儒家思想意识的大量尹吉甫弟子的诗经作品，这其中向姜本人和与其关系密切人士的作品，在《诗经》中就占据了重要部分。
《左传》：“（公元前704年）桓公七年【传】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随着春秋向国在公元前704年的失国，全国人民的迁移，向国贵族子弟学校的关闭，诗经人才为了生活而流失，诗经创作交流氛围的缺失，《诗经》这种文体严格规范、词句优美、创作难度极高的四言文体也就此失去传承，而逐渐消亡。向国公主向姜在痛失家园的情况下，为个人、为国家、为人民、为祖辈、为诗祖尹吉甫、为培养自己的老师，都有必要、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把诗祖尹吉甫开创的、在向国繁荣发展的、体现向国文化的《诗经》，这种魅力无穷的四言文体编撰成书，传承记录下来。这就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体现浓厚女性特质的、代表中华文明的《诗经》。
当我们在使用表达我们美好情感的词汇，如“向往”、“方向”、“四方”、“心向往之”、“向善”、“志向”、“向上”、“向学”、“意向”、“向导”、“向好”等美丽词汇时，我们能想到曾经在向国发生的这段美丽与忧伤故事吗？在向国形成的伟大文明对我们每个个体所形成的影响吗？
本文的所有观点完全自于个人对《诗经》的解读，以及春秋向国的土地对笔者无以言明的启示，虽然存在很多缺点与个人的偏见，但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关键的《诗经》未解之谜。如《诗经》采集民间说、尹吉甫采集说、孔子编撰说、孔子删诗说、《诗经》四言文体的形成发展之谜、《诗经》文体的失传之谜、《诗经》文体的消失之谜、孔子对《诗经》作者年代的未知之谜、《诗经》产生年代之谜、《诗经》大部分创作背景之谜、《诗经》与周幽王关系之谜、《诗经》作品的女性特质之谜、《诗经》诗词的优美细腻特征问题、《关雎》为《诗经》之首的问题、《诗经》篇幅内容的“思无邪”等问题。
如果这些能对解开部分《诗经》之谜提供关键线索与思路，将深感欣慰，也不辜负在向国故土曾经创造辉煌文明的先人，以及长期被淹没于中国历史中的伟大女性——春秋向国公主向姜，她的杰出贡献影响着每一位中华女性。
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