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仲兵
京外限牌是一种私德，还是公德？
在舆论一片沉寂之下，北京针对外地车的限行还是如期而至了。只是这沉寂难掩的某种无差别的压迫感，不亚于一股巨大的潜流，一直在相关群体当中弥漫、扩散，推动着相同命运的人们思考着、推演着、准备着力所能及的各种预案。
以“堵”治堵，传承已久，但从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没有一场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则菩提树下的众生难免会不约而同地反过来针对这巨大的树冠行应对之礼。但是，想出的所有方案无不是如何顺应和变通，而非质疑和反思。这也难怪，只有“下传”没有“上达”的单向机制下，“说了也白说”是多数人的合理认知和总结，于是剩下的只能是如何“止损”了。
按照皮艺军教授的“私德论”的相对性观点，我认为对外限行也是某种私德放大后的结果，既是私德，也是公德。因为，私德随着圈子的放大而同步放大，这时私德淡化，公德彰显，然后，公德将会成为新的更大圈子中的私德。依此类推。
“以‘本’为本”的私德，在没有机制设计的刻意倾向性保护前提下（如美国的各州），起点平等，各自为政，公平竞争，一般无可厚非。但对已有重重铠甲加持的主体来说，因为从来缺失平等对话和竞争机制，所以就有些讨论的必要了。
这次再以行政边界划圈，进一步强化“本外有别”概念，在当下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影响将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据个别媒体报道，已有“北漂”开始调整人生规划，选择弃车（包括变卖资产）离京。随着非户人口外迁，带走的怕不仅是主观认定的“低端”，也有许多有创业资金和能力者身在此列，故带走的还有人才、技术和创新力，以及理想戛然而止后满满的失落。
如果将来完成“清外”大业，首都的清闲舒适、风和日丽足可与今日的“天津模式”下的土著市民城市风范等量齐观。不可否认的是，同时也会因发力过猛，在依然林立的高楼和空旷的街道间形成巨大的视觉落差。人去楼空之后，白日里出现另一种毫无生机和杂乱无章，漆黑深邃的夜晚则有些寂寥无助，又似若如旧日的北平，平静而没落。
当然，在偌大的基本盘下，总有几处是灯火辉煌的，像一座座独立高耸的灯塔，照耀着人们前进的方向。这种孤独自傲和气吞万里之势，或是不惜代价营造的一种梦寐以求的精神境界吧？
差序格局下的农耕镜像
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差序格局”映射于当下，似乎异常贴切，但与“城市化过半，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宣示有明显冲突，更多体现的是环环放射过程中难以摆脱的中心观。
从城市二环到七环一环环不断外扩的过程，除了硬件意义的城市扩张之外，也是一圈圈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按照权力和亲疏关系分布排列的社会生态，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我们失败了，至今没能建立符合陌生人平等、诚信交往的规则和契约共识，导致法治不彰，制约了社会发展进步。
现实仍在延续农业文明下的熟人规则，每一个圈都是一道边界，每一个圈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一个圈都会内外有别，每一个内圈都有资格鄙视外圈，身处不同圈中的群体，都能体验到这种差序和歧视的存在，从政策到心理到权利（福利），莫不如此。哪怕是环京形成的新群体（外国称“贫民窟”），在被京内歧视的同时，也借着环京的“仙气”认为有资格歧视更远的“守土帮”。
近期屡屡看到疏解首都功能的种种版本，看来除了中央政务外，其它一节皆在革除范围之列。有一事一直未解，如此大动作迁出非央政功能，与只迁出央府及权属（央级学府、医院、央企总部、地方办事处及随行人员），而保留所有市场化产物（商业、文化、企业），哪个综合成本更低，综合效率更高？简言之，分权而治是否更优？
但差序格局体现在对决策权的掌控上，京府被迫迁出中心区仍如此。“京兆尹”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别无它选，只能在东部远郊发挥权力想像，以彰新威。其余，还不忘借着限行热度将新区纳入限外范围，或许以此能感受到新贵的荣光和威仪？
另一问题，限外到底是地方政策，还是中央视野下的特区政策？从多年来的央京功能、治权高度重叠来看，此次仍当二者兼有，以“前四后六”权重判定，当大致不差。
是什么造成了首都这种黑洞般的吸附力？显然不是空气、水和自然环境，也不是平等和开放的社会文化，而是其巨大的资源聚合池作用，导致此地始终存在一万种可能和机会。这个强大的机制设计，包括北京的土地在内，只是作为功能拼图之一而存在。
看来，北京从非京户所属，更大权重上是国都，其承载全国功能，也当为国服务。京户得其利，也必受其害，故唯有打破城乡差序，实现本外平权，才是出路。
差序格局是客观存在的了，不过这农耕镜像则有些突兀，尤值70大典之际。故，消除区域（城乡）、行业（官民）、民族三大差别，止损群体内耗，建立文化共识，达成共同市场，虽早已迫在眉睫，但仍待时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