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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的尴尬人
民企与法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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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进程开始说起，改开初期，我们有七成农民，高达八九亿人民依靠原始的农田刨食，当时城镇居民不足三成，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是天地之间的两条平行线。
随着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兴起，农村人口开始大量的脱离农业耕作，逐步进入城市，用自己的辛勤劳作为改善生活和谋求城市生存而拼搏。
农村家庭条件的改善，教育制度的改变，农村中的第二代开始普遍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他们的接力在工业自动化之前填补了企业发展的劳动力人口问题。
历经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城市化进程达到了68%，也就是说原来七三开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现在颠倒过来了，成了三七开，也就是目前有近七成的人口已经脱离农村，成为了城镇人口或准城镇人口。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相信绝大多数离开农村的人口会逐步在城镇安家落户，无论需要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疫情突发，全国经济按下暂停键，矛盾随即凸显。
七成人口中有近四成是来自农村的，也就是有接近五亿人口，其中有进城早的和个人机遇较好的都已经安家落户，这部分人口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进城务工人员，年龄段主要集中为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生人，约占该部分人口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近二点五亿人口是已经完成城镇化。
毋庸讳言，剩下的这部分人口，超过九成是中小微企业进行了接纳，就是在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之中，他们的收入都很难在高房价的基础上落户城镇，最终结局还是要回农村的。
疫情不期而至，全国经济按下暂停键，矛盾开始凸显。这部分离田离乡的人口，按照以上数据，大约有二点五亿人，他们停滞在了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其实在当今朝堂对这个问题也是早有预见，几年前就提出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这样既可以提升有能力的劳动人口生存层面，又可以大量安置就业人口。结果有目共睹，其实这种结果不是提倡的“全民创新、万众创业”不行，而是国民经济深层次中分配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中国中小微企业劳动人口的劳动报酬不足以支持劳动者有更多消费的冲动。一个消费动量不足的社会很难提供足够的企业生存空间。
愚以为：鉴于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空心化的农村正是全面推行机械自动化运作的良好时机；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促进国内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全民敢放胆消费的国内环境，经济振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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