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亿人月入千元，允许摆地摊，就不需要发红包了吗？

​2020年5月28日，李总指出，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有人认为，允许摆地摊比一万个红包都要强。

难道，允许摆地摊，就不需要发红包、建福利了吗？

一、肯定地摊经济活力，正视隐形失业

1、感动与反省

这两天最幸福满满的消息，莫过于全民狂欢：“成都市允许群众摆地摊，两月增加8万就业岗位。”

多年被禁锢的地摊经济，管制之严苛已近乎窒息，所以一个小小的政策利好即刻被放大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涅槃重生状，才有这瞬间的狂想症和复仇感，似乎再一次找到了“新经济”的命门：只要允许摆地摊，“翻身解放做主人”的流动小贩们即可拉动经济，百业俱兴了。

跳出大众思维，还需要理性思考。《新京报》5月27日“四问路边摊放松管制 权宜之计还是政策调整？”文章提出四个疑问：“路边摊”整治还是放开，于法有据吗？对恢复经济、促进就业有多大效果？会不会影响疫情防控？与文明城市可以长期共存吗？

我也有过摆地摊的经历，也全力支持地摊经济，但凡事皆有度，适度方为宜。前些天，即有理论将疫情下的日用品网购升华为“中国提前步入电子消费时代”，这是强化利好，淡化利空，丧事喜办的多年积弊的再现。为此，在肯定特殊情况下地摊经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警惕有人借机将“地摊经济”从理论上上升为所谓“主流经济模式”，甚或“国家创新”的高度进行无限颂扬，进而殆误决策大计。

2、地摊中的隐形失业

地摊经济的特征就是流动性和随机性，是一种原始和低端的过渡性经济形态。疫情导致产业降级，大量人口因疫返贫，被迫以地摊谋生，名义上是就业，本质上则属于隐形失业。

“从3月15开始到5月中旬，两个月时间就提供了8万人的就业岗位”，是一组并不严谨的动态概念，从宣传口径看没什么问题，但从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看，并不能做为严肃的数据使用。在地摊经济暂时化解就业难同时，必须及时台出更具深度和潜力的经济恢复方案。

二、允许摆地摊，就不用发红包了吗？

1、国民财务能力

收入方面：李总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贫困人口：根据世行最新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2019年10月10日），按每天支出购买力计算，有三个贫困线标准，分别是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分别对应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目前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5.5标准计算，应该还有3亿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9%，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

保险方面：《中商情报网》引用中商产业研究院2019年2月19 日数据：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

可以发现，以财政主导的公共福利中的基本养老占比最高，故社保卡覆盖面最大，但若摊至人均份额，却几乎无法兑冲现实风险。失业险，仅占国民人口的14左右%。

个人缴纳的足额有效商险，主要覆盖中上富裕阶层，说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面向广大中下群体的公共福利缺失。

储蓄方面：另据不确定消息称，中国零储蓄人口约在5-6亿! 哪怕打折计算，这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另外很大一部分有储蓄人口，是通过省吃俭用、牺牲健康，以生命换生存方式换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有储蓄群体。

有人认为美式凯恩斯主义消费理念下民众超前消费，手中无存款，不如中国人量入为出的勤俭持家原则，并将之道德化。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级别和方向的财务管理方式，前者有国家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系统托底，后者仅是以家庭为单元自成体系。二者比较，前者抗风险能力更强。

2、摆地摊与发红包是两个不同的议题

有人说：允许摆地摊比一万个红包都要强。我想问的是：摆地摊能替代发红包的作用吗？摆地摊与发红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如果我想摆最简易的地摊，但没钱，拿什么摆？退而求其次，我选择无成本的口技表演，那也得先吃了饭才有力气，但饭钱尚无，有个红包是否更好？

我的回答是，允许摆地摊与发红包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地摊有地摊的作用，红包有红包的意义，既可以分而施之，也可以合二为一；地摊是个体经济自主行为的体现，红包是公力救济的责任，二者相辅相承，共同化解广大弱势群体在困难状态下的生存危机，岂不更好？所以，强化地摊而淡化红包的观点，一是犯了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错误，二是客观上在为有关部门不发红包提供借口和理由，进行开脱。

《南方周末》记者结合“两会”数据，根据财政部官方公众号和新闻发布会数据，梳理出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中国政府的抗疫账本：四个月来，中国疫情防控支出已上千亿，全年复工复产的经济扶持预计逾两万亿，全年财政支持规模逾八万亿元。

如此辉煌的抗疫成绩，是不是应该为“红包雨”留有一席之地，以便让更多人有条件去摆地摊？

其实，真实的投资拉动率只有可怜的20%左右。从经济学角度，红包对于穷人的纾困道理全世界都懂，只能用于当下生活开支，比摆地摊更能直接进入生存型消费者行列，所以大家都在发红包，而不是摆地摊，也不是消费券。先输血，再造血；先吃草，再挤奶，这个顺序不能乱。

三、地摊经济是自由和权利

1、摇摆的文明观

在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过程中，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小贩大战城管”的种种传奇故事（网上还曾有一个同名的儿童版游戏），也因此出了多起人命案，说明“文明城市”这个虚荣主义的面子工程已经到了必须反思和改变的时候了。

《侠客岛》5月28日：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之下，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疫情之下就业压力加巨，倒逼行政部门别无选择地向社会妥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摆地摊只是处于“被允许”的救急之策，并没有法律制度的强有力保障，绝非一劳永逸的万金油。

当下的悖论是，图了烟火气，缓解了表象就业，“城市文明”还要不要？是以前的禁摊令不文明了，还是现在的纵摊令更文明了？设若某时经济和社会压力减弱，地摊经济作用衰减，会否再次城管进而地摊退，再次以“创建文明城市”为核心？

2、经济自由需要法律保护

地摊经济是人类追求群居生活方式，将多余生活用品进市交换而“建城设市”以来惯有的社会现象，所以也是市场经济的雏形，更是经济自由权利的象征。当下放开路边摊，是赋予经济自由人待遇的体现，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很大。

《清明上河图》中显得杂乱无间的商业布局，就是城市化初期“地摊经济”的样本，说明地摊经济从古自今对从小做起的弱势群体来说意义非凡。大为城，小为市，这个人类文明的进化本义何以消失良久，何以忽而再生？

说到底，地摊经济只是特殊时期的一项妥协性和临时性的特殊政策手段，极可能会如《侠客岛》对文明城市的双标解读一般，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面临随时收回的可能。就此，如果真的想让地摊经济与城市文明长期共存下去，仍需在法制高度进行立法，方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