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荀子》的《天论》篇提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意思是，天下万物，各自得到各自的和气而生成，各自得到各自的滋养以成长。然而，人类却凭借工具的发展，亲手打破了这一生态的平衡，人类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居所”是位于自然之上。
当前，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性议题，尤其是在大流行背景下，关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即将到来”等消息，更加引发人们的重视。显然，我们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而生物多样性减少带来的影响，一点也不比任何一场大流行来的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打破自然选择
与其他行星不同，地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生命”。
大约5.4亿年前，大气中的氧含量飙升至21%左右，臭氧层开始覆盖地球外围，阻挡了大量太空辐射。这时候的大陆地形平坦，浅海滋润着地表。陆地上形成了旱地和湿地的地理间隔，而海水的温度相对温暖。
毫无征兆地，在两百多万年“短暂”的地质年龄中，大量前所未有的生物爆发般诞生在地球上。腕足动物、脊索动物、节肢动物、海绵动物等相继出现，很多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形同的动物大都也都出现在这个时段，地球生命正式进入“井喷”时代。
尽管紧接着到来的奥陶纪就爆发了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伽马射线暴击般毁掉了地球上60%以上的物种。于是，寒武纪大爆发中的很多物种又被大灭绝掩埋进了深海。但经由此幸存下来的生命，也被生物学家们认为，是最具进化适应性、基因最有突变潜力的生命。从低矮的草本植物到小型动物，生物的多样性也由此展开，其中，也包括了人类。
生物多样性反映了生态系统中不断增加的组织层次和复杂性，这种组织层次性和复杂性体现在基因、个体、种群、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上，也反映了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是系统功能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生物多样性有着无与伦比的顽强程度，只要没有压迫临界点，它总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而对于临界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生物生存的最小条件，一般最关键的就是栖息地的存在与否。
1883年，印尼海域的喀拉喀托岛爆发超强火山喷发，一时间周遭所有生命形式被毁灭。然而几年之后，这里隆起的新火山灰岛又变得郁郁葱葱起来，这仅因为第一批登岛的禾草种子。事实上，正因为植物多样性的顽强，大部分自然条件下的动物栖息地才并不会完全土崩瓦解。
然而，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拉开了栖息地非自然毁灭的序幕。实际上，在过去，人类同自然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人类由于同自然相比力量过于弱小而一直渴望能够征服自然。18世纪以后，数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选择科学改变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弱势地位，能够在某些方面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变自然。于是，我们制造枪支猎杀动物，改进渔具捕捞鱼虾，发明药物对付蚊虫，采集煤炭驱走寒冷，砍伐树木修建房屋，修建道路方便通行。
同时，人类所拥有的强大能力，也在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毕竟，在自然条件下，“天择”让生物有生有死，使其存活率总是能保持动态的平衡。而“人择”用一套以单一物种，即我们人类为唯一照顾对象的择汰机制打破了曾经的动态平衡。
要知道，在五次大灭绝里，多样性恢复时间最短的一次也需要 2000 万年左右，而人类仅仅花了几千年，就已经快把这 2000 万年的努力消失殆尽。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从全球生态发展来看，当前，在多物种保护方面已经到了迫切的阶段。
今年2月，一篇发表在《生物学评论》的文章中，一支来自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和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学家团队就针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自1500年以来，地球上200万已知物种中，可能已经灭绝了7.5%-13%；其中，岛屿物种所受到的影响比大陆物种大得多。
因此，研究人员们认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开始发生，而且不同于前五次由极端自然现象引起，这次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由此可见，地球上的物种灭绝情况可能远比人们想象得严重。
此外，根据IPbase的最新评估，还有100万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IUCN的评估数据是28%的物种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总体趋势来看，当前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多正在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危机。
另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一直被认为种类和数量众多，有很强恢复能力的昆虫也开始面临灭绝的命运。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昆虫的数量和物种多样性都在急剧下降，从而对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示人类活动对全球昆虫生存状态的影响，来自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研究团队对此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评估。在一项近日发表于《自然》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了触目惊心的结论：受气候变暖以及农业用地变化的影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昆虫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借助一个名为PREDICTS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库，这项研究分析了来自全球约6000个地点的约75万份昆虫样本，这些样本涵盖了近2万个不同的物种。值得一提的是，这6000个地点中，有近约三分之一属于热带地区。当然，这项研究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只代表了种类繁多的昆虫的一小部分，但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最新研究依然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全面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与栖息地丧失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不是孤立的：森林栖息地的减少使得当地失去树荫的遮蔽，因此气温进一步上升。因而，研究团队将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纳入全球多样性模型中。模拟结果显示，在热带农田地区，气候变化与栖息地丧失造成了最为明显的昆虫数量下降。
具体而言，相比于气候影响不明显的自然栖息地，在农业发达、气候变暖严重的地区，昆虫数量只有前者一半，昆虫物种数量也低了29%。其中，热带地区昆虫物种多样性下降最为明显。
这项研究还特别强调，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两个身处热带地区的国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这里，大量作物需要依赖昆虫来授粉，因此昆虫的减少对当地的农业和食物链都将产生影响。
这项研究也揭示了农田地区附近的自然栖息地起到的缓冲作用。研究显示，如果附近的大部分自然栖息地已经消失，昆虫数量下降了63%之多；相反，如果大部分自然栖息地得以保留，昆虫数量只会减少7%。
可以看见，地球生态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当它损害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我们赖以生存的体系崩溃。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过敏，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疾病。根据资料显示，全球约有2.5亿人有食物过敏症，有3亿人患有哮喘，4亿人有鼻炎。 在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在10%-30%，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拿困扰许多人的过敏性鼻炎来说，国内患者超过2亿。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儿童过敏性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婴幼儿也未能幸免。
如今，过敏已经无处不在。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人类对过敏的研究已有了几十年，但却极少有人知道，过敏也与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有所联系。
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医学院学者CarlyRay和薛敏教授经过研究发现：与呼吸道有关的过敏性疾病、免疫系统紊乱、炎症和神经系统疾病，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众所周知，免疫系统是人体防御病菌攻击的重要屏障。这个屏障要想发挥正常功能，必须具备分辨致病性抗原和良性抗原的能力。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免疫系统变得不再稳定，大量外界的良性抗原成为其攻击对象。这种免疫系统紊乱，原因正是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至少从两条路径影响了人类的免疫系统。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抗原的自身特性，导致免疫系统无法识别。比如，随着环境的变化、污染以及人为对农作物的改造，现在吃的许多自然作物，其成分和20年前已经有所不同。于是，面对陌生的食物，免疫系统只能当致病性抗原处理，产生过敏。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人体内微生物菌群生态失调，使人体更易过敏。在人体肠道内，存在160多种、大约100万亿个微生物。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这些微生物对维持人类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识别致病性抗原和良性抗原的能力。
然而，由于气候变暖，全球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资料显示，至少有100万种动植物濒临灭绝。宏观多样性的丧失，会降低人体内的微观多样性，进而诱发微生物菌群生态失调，免疫系统受损。也就是说，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环境的机会越少，人体内的微生物菌群免疫调节能力越低。
而说到底，过敏还只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万千影响之一。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便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蝴蝶扇动翅膀”都可以引起世界的变化——这对于生物多样性来说也同样适用。
历史上，地球发生过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有五次，分别是奥陶纪-志留纪大灭绝、泥盆纪晚期大灭绝、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白垩纪-古近纪大灭绝。
在奥陶纪-志留纪大灭绝中，原始鱼类存活下来并渐渐取代无脊椎动物主导海洋。在泥盆纪晚期大灭绝中，3000亿立方米的岩浆从地下喷涌而出，海水遭到严重污染。在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中，海洋动物灭绝了96%，陆地动物灭绝了70%，是有史以来已知规模最大的一次灭绝。在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中，鳄鱼接替植龙成为淡水生态系统霸主。白垩纪-古近纪大灭绝则导致恐龙灭绝和哺乳动物崛起。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谁也不知道第六次大灭绝会带来什么，但倘若人类依然未能敲响警钟，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到来，只会越来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