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无端指控中国治理新疆政策的做法由来已久，上从政府下至媒体，不时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下彼此援引、自证其说。譬如美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甫于17日刊登《你喜爱的耐克可能是强迫劳动所制。这就是为什么》（Your favorite Nikes might be made from forced labor. Here’s why），延续作者替澳洲战略政策学会（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所撰的声称中共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生产的报告论调。这种编造新闻讯息进而扭曲中国政情的行径，起码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绝非近代才开始。
以新疆为例，当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Muhammad Yaqub Bek，1820─1877年）于1865年介入新疆回乱并据地称王后，相继向英国、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等国求援或缔约。因此为了分裂中国与扩大在华利益，英国既透过官方表露不希望清朝收复新疆的心思，又通过报刊鼓吹「复疆必败」的论点，希冀影响清廷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让力主「海防」派的官员有了口实去反驳「塞防」派。
而散播新疆无用论最力的，非1872年由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年）于上海创刊的《申报》莫属。《申报》原名《申江新报》，乃近代中国第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启迪民智与传播要事上居功厥伟。但在1907年被华商收购前，其立场不免袒护欧美，并时时引用英媒《泰晤士报》（Times）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报道评点中国，故时而出现双重标准的尴尬。尤其在左宗棠率领湘军于1876年预备西征收复新疆之时，《申报》更是杜撰许多子虚乌有的「假消息」误导视听想阻止清军步伐。总的来说，可分为财政、军事与善后等三方面。
财政上，《申报》屡次刊载「新疆劳师糜饷不胜计数， 实为中国之累。以有用之财取其不毛之地，已属失算」、「中国收回新疆后非竭关内各省之财力不足以守，其耗费定非前代所能及」之类的意见，甚至胡乱编派左宗棠「自前岁用兵关外，至今所用兵饷将及千万两，兹再借一千万两」、「左帅于去年借用西国之债一千万两之后，复欲借贷西国之债二千万两」的新闻。
然而，左宗棠在1875至1878年之间的戡乱军费年均不过881.7万两，借款虽达2千多万两，但实际上是向华商与洋商借款的合计，根本没有《申报》所报道的那样夸大，且在光绪年间很快就还清，也因此更没出现《申报》所举的奥斯曼土耳其「仅恃每年告货积债，临近亡国」的败象。
军事上，《申报》杜撰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这篇不是说左宗棠部下缺饷哗变、那篇就是说清军避战毁城，或是干脆宣称阿古柏大军已占领嘉峪关、甘肃全省「沦陷」的警讯。1876年6月1日《申报》还刊登《陕甘传闻》，称左宗棠大军已遭阿古柏截断同内地的联系，川、陕、晋、鄂等省正派兵火速出关救援。但彼时左宗棠部正顺利向哈密与吉木萨尔进军，军粮辎重也正川流不息地自甘肃向新疆转输，根本没被隔断。最让读者哑然失笑的是，6月5日《申报》竟发布了《西陲恶耗》这么一则爆炸性「独家」，称「传左爵相统领大兵西征回部，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将活生生一个左宗棠给「写死」了。
《申报》既在预算与军事上替大清「操心」，又「善意」地提供诸多善后之策，比如主张让阿古柏成为像朝鲜、安南那样的藩属国，中国还可与之签约通商牟利。还有于社论《再论借贷征回事》宣称：「新疆之地如此难于处理，不如与欧洲各国商议，中国与欧洲各国均不必据有其地，于各回部中择定最为驯良为回人所共服者，立之为君，以为亚、欧两洲枢纽之国，使为两洲不侵不叛之臣，如春秋时间于晋楚之郑，庶几可为中国之藩篱，不费中国之财力，又不至为欧洲各国所夺取，否则中国自行守边于数万里沙漠之外，直欲驾秦皇而上之，岂长久之计乎？」说白了，就是遵循英、俄的方针，令阿古柏政权摇身一变为「正常国家」，不让清朝收复西陲失土。
面对这些奇言怪谈，左宗棠很是痛恨，痛骂过「《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指英国人）资之以绐中国」，但他更厌恶部分士人动辄拿西洋报刊言论替自己观点撑腰。比方李鸿章上奏节省西征军费以备海防的奏折，就提过「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是他搜集新疆情报的来源之一，而他「一面招抚伊犁、鸟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可矣」的弃疆主张，也被学者发现同《申报》社论脉络相仿。
左宗棠因此很不满地向友人抱怨道：「《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指李鸿章）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还意有所指地批评「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 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对李鸿章等人偏信西洋报刊贻误国政的行径颇不以为然。虽然这其中掺杂湘淮政争的私怨，且对于信息不够流通、交通尚未现代化的彼时中国来说，利用报刊洞悉西洋动态也无可厚非，连左宗棠本人也读《申报》。但若毫不考究便随手引之为决策的参考，委实过于轻率，更容易落入欧美列强设好的语境与政治陷阱里，李鸿章在这点上不能不受检讨。
由此可见，欧美利用媒体操弄舆论、进而影响中国政局的手法，早已使用了百来年，即使当前中国信息发达、平均教育水平也高，但仍无法完全杜绝西方话语霸权的进逼。最可怕的是，像《申报》那样引用春秋郑国典故提倡让新疆成为藩属、以中国传统包装列强私心的笔法，至今仍不时可见，且不易给读者察觉。一旦读者不肯实际走访或查证，执意抱持外国报道必定较属实客观的成见，那便容易轻信虚实相参以眩人耳目的「假消息」，不自觉地在思维上自我殖民与替欧美的利益辩护。读者实应更审慎、又更批判性地阅听。
撰文：涂柏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