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的夏朝,有哪些未解之谜?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丰厚文化基础的夏朝,是由中原部落的黄帝后裔大禹与涂山氏族为代表的东夷部落公共组成的、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王朝。“华”与“夏”是双方部落的统一代称,华夏是双方的统一称谓。涂山氏族在华夏王朝的建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华”是涂山氏族在夏朝时新的称谓,得到了双方的共同认同。淮河文化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基础,其形成的诗歌、礼仪、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最初来源。夏朝的国都就是位于涂山地区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古城最初的名称为“华夏城”。

(作者:赵辉)夏朝(约前2070-前1600)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是中华文明、华夏文明发展的起始。但由于国际考古界不承认夏朝的存在,使得华夏文明起始的近500年历史得不到有效确认。按照西方的“三大文明标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金属工具,即青铜器的发现,因为人类是以进入“青铜时代”才算得上“文明”,所以这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争议;2、文字的发现;3、大型城市建筑,也就是拥有类似“都城”、“王城”这样的建筑发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考古遗址是否具有“国家”形态。按这三大标准,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何几十年的研究仍没有得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结论?

中华文明起源的夏朝,有哪些未解之谜?

中华文明也称为华夏文明,“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其本意、来源、历史沿革、国都位置等相关信息应是一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无质疑的事情,才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豪感,才能充分代表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有关于“华夏”的解释定义,完全没有一种确定、唯一、令人信服的本源阐述。

夏朝历史有哪些未解之谜?

首先,中华文明的起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是毫无争议的,但关于夏朝的历史,夏朝国都的位置,夏朝名称的来源,考究与解释却相当模糊。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族图腾的象形字。”这种看似肯定的解答,却是一笔糊涂账,相信写这个结论的人,自己都不相信。一是没人见过夏族人高举“夏”字的图腾或旗帜;二是中国所有文字都是象形字,按此逻辑,中国所有未知问题,都可就此彻底解决与解释了。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大禹受封为夏伯。至今为止,夏朝的存在都饱受质疑,夏朝的国都位置都无定论,“有夏之居”“大夏”在哪里?怎么演变为部落名,进而成为国名?因此,关于华夏来源的“夏”就是一笔彻头彻尾的糊涂解释。

其次,关于华夏的“华”的来源解释,也是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华夏也称“夏”、“诸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在甲骨文中,夏这个字的地位非常崇高,“华”这个字的地位非常崇高圣洁;“华”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还有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作华。《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中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

如此绕口令的解释,前证明后,后证明前,不把读者绕晕誓不罢休,完全不理会“华”与“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各有各的本意,华夏的合用更有其特殊意义。因此,对华夏中的“华”的解释也是一笔糊涂帐。

而关于“华夏”一词的历史解释,更是如此。如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

再次,关于华夏起源的主体夏朝在现代中国的位置区域、夏朝国都的位置,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夏朝历史也成为广受质疑的悬案。现代考古将重点范围放在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虽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在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如果二里头具有夏朝国都的一些基本特质,应该早就可以得出结论:二里头为夏朝国都。但至今无任何人士可以得出夏朝国都结论,必然是二里头遗址存在天生的缺陷与夏朝国都相悖,经不起推敲与质疑。而不否定的根本原因是还没有找到更确切的夏朝国都替代地,毕竟夏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夏朝国都也是必然存在。夏朝国都的位置在哪里?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僣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蒐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孤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熸,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

蔡国今河南上蔡县,沈国今安徽临泉县,申国今河南信阳市,息国今河南息县,也就是说因为晋国打败了蔡国、沈国、申国和息国,而使得“楚失华夏”,楚国丧失了华夏地区。此时华夏地区已经属于楚国,而洛阳东部的二里头遗址地区从来没有属于过楚地。彭城即是现在的徐州市,楚国因为彭城的丢失而又丧失了东夷地区。从中我们可以判断楚国失去的华夏地区,应位于蔡、沈、申、息的东部地区,因为蔡、沈、申、息此时还是诸侯国,还有国君,只有华夏地区完全属于楚国地盘。“楚失华夏”与“楚失东夷”“楚失诸侯”,都是因为楚国打了败仗,而丧失了楚国本土或楚国控制权,而丢失的土地并不是打仗失败的地方。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近代的清朝,因为清朝甲午黄海海战的失败,使得大清失去了台湾地区。这也形成一个基本结论:华夏与东夷是连成一体的楚国本土。这与笔者前期文章关于夏朝国都与东夷部落地界紧密连接的观点再次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华夏地区的夏朝国都应是位于传统观念中的中原地区与东夷地区的交界处。显然现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几个重点华夏国都考古点,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完全排除它们为夏都的可能性。

而笔者前期论证的安徽省怀远县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与“楚失华夏”与“楚失东夷”所形成的结论,却不谋而合,再次印证了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的国都遗址可能性。

夏朝名称的来历与本源

现有对于华夏文明基本概念的一些解释与考证,因为存在难以令人信服的缺陷,缺乏释义的唯一性,影响了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那么,关于“华夏”的一些概念与释义,更合理的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夏朝的名称来源,是所有“华夏”概念的基础,必须毫无争议地进行确立,必须明确“夏”的来源与真实含义,才能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夏朝时代创立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为基础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夏历,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二十四节气,这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保证了华夏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中华文明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而其中的夏历夏季的六月六日为大禹生日,在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与大暑节气之间,为夏季最炎热的节气。每年的六月六日夏朝都要在涂山举办盛大的祭祀大禹的仪式。这种祭祀大禹的仪式直到宋朝还在举行,苏轼《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一诗自注云:“淮南人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日,是日数万人会于山上。”可见宋朝时对大禹的祭祀活动盛况不减。如今夏历五月五的端午节和七月七的牛郎织女节还被人们所纪念,而夏历六月六的大禹祭祀日,已完全被华夏人们所遗忘,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遗憾。

《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 宋.苏轼

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

朅来乘樏庙,复作微禹叹。

(昔自南河赴杭州过此,盖二十二年矣。)

従祠及彼呱,像设偶此粲

( 有启庙;谓涂山氏)

秦祖当侑坐,夏郊亦荐裸。

(庙有柏翳;有鲧庙)

可怜淮海人,尚记弧矢旦。

(淮南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

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乱。

刖人有余坑,美石肖温瓚。

(荆山下有卞氏采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镵刻。 取出山下,辄变色不复温莹。)

龟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

(龟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 有石记云:唐贞元中随白龟流出。)

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

归时蝙蝠飞,炬火记远岸。

笔者认为,苏轼的这首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诗词将夏历六月六的大禹纪念日这一历史事件完整保存下来,特别强调了这个纪念日不见传记,完全为民间相传,就如夏朝的历史完全为民间传说,夏朝的故事完全为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苏轼两次经过涂山,留下两首作品,对涂山当地的历史名胜一一游历记述,应当是苏轼对涂山的特殊兴趣与特殊感情。这种特殊兴趣,应该是苏轼对华夏历史与涂山的不解之缘,有着根本认识,这为我们破解夏朝的“夏”的本意,提供重要线索。

夏历的六月六日,处于夏季最炎热的夏至、小暑、大暑三个节气之中,为盛夏时节。每年在涂山举行的六月六祭祀大禹诞辰活动,是夏朝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久而久之,这种在盛夏举行的活动被称为“夏”,进而成为对大禹建立王朝的代称,逐渐也成为夏朝的特指。因此,夏朝每年在涂山六月六盛夏时节举行的大禹祭祀活动,被后人逐渐以季节的夏,延伸为对大禹建立的王朝的称谓。

“华”的来源与中华的形成

涂山氏族在大禹治水时期,出现于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但在涂山氏儿子启建立夏王朝后,再无出现在后世的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此种现象被有些人士解读为,涂山氏族被夏王朝所灭亡,这种历史解读笔者实在无法理解,让人不可理喻。涂山氏族为夏朝启后的母系部落,是夏王朝中最重要的部落,担负着夏王朝与东夷部落的沟通桥梁作用,怎么会消失或被其他部落吞消灭,而应该是会越来越兴旺才是。此时,在新兴的夏王朝中,涂山氏族应该告别以前的土里土气的以山为族名的历史,拥有一个与大禹的夏族相匹配的高尚名称,一个配的上夏王朝启后的高尚母族称谓。于是,在随后的历史记载中,涂山氏族不见了,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至今也说不清的“华”族。涂山氏族实现了真正的“华丽转变”,变为华夏王朝中的华族,而此“华”与“夏”地位同等重要,“华”与“夏”同义,被后世解读为同一字。而这种地位的同等重要,就是启的父族与母族的地位同等。

因此,笔者认为,启建立的世袭制夏朝,也被称为华夏,是由启的父系族“夏”与启的母系族“华”共同组成,组成了一个被中原部落与东夷部落共同接受的华夏王朝,单称为“夏”,复称为“华夏”。启的母系族涂山氏族以“华”的高贵身份,重新存在于中国历史中。并在夏朝灭亡后,因为涂山氏族的“华”,得到了中原部落与东夷部落的普遍认同,地位越来越崇高,最终成为后世所有中国人认同的同一称谓:华人。

对于“华”字的意义与来源,为何“华”字成为涂山氏族的称谓?笔者认为《涂山氏歌》(笔者命名)应该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与原因,基本可以解释“华”的来源与本意:

绥绥白狐,九尾痝痝。

我家嘉夷,来宾为王。

成家成室,我造彼昌。

天人之际,于兹则行。

九尾白狐,传说世平则出为瑞也。《瑞应图谱》中说:“王者不倾于色,则九尾狐至焉”。而《宋书·符瑞志》则说:“白狐,王者仁智则至”。《孝经》援神契说:“德至鸟兽,则狐九尾”。在远古时代,每个氏族都有自己部落的代表或崇拜的神兽,而高贵、华丽、聪慧的九尾白狐,其不仅吉祥而且贞贵,呈示祥瑞与子孙兴旺,九尾狐是上古时代中象征着祥瑞,象徵多子多孙、吉祥以及帝王之兆。作为涂山氏族的氏族图腾物九尾白狐,以“华”作为涂山氏族新的称谓,不是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另一种可以充分体现“华”字本意的词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为出现在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年代太晚,可以作为“华”字的重要含义来解读。

“华”、“夏”与“华夏”的重要意义

“华”与“夏”同样地位崇高,并被孔子及历代史料解读为同一字,同一称谓的不同表述,但“华”与“夏”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笔者所述的代表启的母系的“华”与代表启的父系的“夏”。《左传》定公十年载孔丘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其中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具体该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此句应为孔子的引用语,应为孔子与齐侯都能充分理解的典故、成语或故事,而非孔子首次对齐侯所说的话语,应是对夏朝失国前后历史事件的总结。具体怎样解释呢?“裔”应指黄帝的后裔,夏朝是黄帝后裔大禹建立起来的朝代,并被发扬光大,成为大多数部落共同接受的王朝。因此,作为黄帝的后人是不能去谋取夏朝的统治地位的,此谓“裔不谋夏”;华夏王朝也是东夷族群中的代表涂山氏族建立起来的,代表了东夷部落的利益,作为东夷族群,也是不能去攻伐、祸乱华夏王朝的,此谓“夷不乱华”。

春秋时,夷夏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由此可见,“华”更体现“夷”的利益与认同,不仅体现华夏一体,更体现了华夷一体,“华”就是来自对代表东夷族的涂山氏族的称谓。夏朝是由黄帝后裔大禹与东夷族涂山氏族共同建立起来的王朝,大禹氏族称为“夏”,涂山氏族称为“华”,共同组成“华夏”王朝,华夏也成为中原部落与东夷部落双方共同认同、认可的统一王朝。

而推翻夏朝的商汤氏族,是什么背景呢?五帝帝舜时期,商人的始祖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商氏部落是完全不同于黄帝后裔代表的中原部落与东夷部落,和夏王朝不存在任何文化与情感联系。商朝在建立之前与建立之后,发生了数次的迁都,是什么原因让商朝频繁的迁都行为?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部落而喜欢迁移,或者迁都因为商王权内部的政治斗争。没有任何人会在可以安居乐业的情况下不断迁移,而且是国都。商朝之所以不断迁都是因为夏朝被商汤灭亡后,奋起反抗异族统治,频繁发动对商朝的进攻,使得商王朝不得安生,逼迫商朝不断的迁都。而东夷部落也就此形成长期与商朝的对立局面,东夷部落也越来越被历史边缘化,其高度的文化在中华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逐渐被忽略。而我们所称谓的“商朝”,可能只是“商邦”,当时的一个“大邦”、一个大的方国而已,已经失去了对东夷部落的统治权与向心力。

《涂山氏歌》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涂山氏歌》的八句四言文体,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夏朝历史的建立原因与过程,也揭示了夏朝的主体构成与组成,是由黄帝后裔代表的夏族与涂山氏族代表的东夷部落华族共同组成,“华夏”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统一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源头。

《涂山氏歌》也是后来深远影响中华文化的《诗经》的起源,是中华文化的第一首诗歌,为周朝《诗经》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也是《诗经》在涂山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是《诗经》中“周南”与“召南”的“南音”来源。没有涂山地区在诗歌文化上的丰富积累,就没有传世《诗经》的出现、形成与发展。

《涂山氏歌》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首华语歌曲,是现代华语歌曲的鼻祖。

夏朝国都的名称是什么?

从史料记载中的“楚失华夏”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涂山氏歌》等历史资料中,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确定的结论:华夏地区应位于淮河流域,再具体些应位于中原部落与东夷部落的交汇区域。因此,安徽省怀远县境内、涂山地区才是我们寻找夏朝国都的重点区域。

一方面国家在苦苦找寻华夏文明代表的夏朝国都,而不得其果;另一方面,在距离涂山北17公里处的一个怀远县古城镇的一座三四千年历史的古城遗址,至今找寻不到其历史来源与历史名称。笔者通过各种史料考证与多角度、全方位论证,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惊人的吻合关系。因此,夏朝国都与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是两位一体,是同一关系;夏朝国都就是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四方湖畔的古城就是国人寻找的夏朝国都;如果要给四方湖畔的古城命名的话,“华夏城”就是古城的最初名称,因为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华夏”城也逐渐成为民族与文化的称谓,“华夏城”也成为失去名称的古城,将其名称让位与关于中国的所有称谓,自己成为一座无名古城淹没于历史的尘土之下。而今默默无闻的、无名的四方湖畔的古城仍然沉睡于历史的长河中;夏朝国都却在国人坚持不懈的寻找中了无音讯。

结语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丰厚文化基础的夏朝,是由中原部落的黄帝后裔大禹与涂山氏族为代表的东夷部落公共组成的、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王朝。“华”与“夏”是双方部落的统一代称,华夏是双方的统一称谓。涂山氏族在华夏王朝的建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华”是涂山氏族在夏朝时新的称谓,得到了双方的共同认同。淮河文化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基础,其形成的诗歌、礼仪、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最初来源。夏朝的国都就是位于涂山地区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古城最初的名称为“华夏城”,“华夏城”的考古探源是破解夏朝都城这个最重要的夏朝未解之谜,不可回避的一部分。(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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