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的“有夏之居”,忽悠了历朝历代的所有先秦史学家

“有夏之居”并不是周武王陈述伊洛地区有历史遗存的夏朝国都遗址,而是说明伊洛地区具有夏朝国都同样的地理地貌。是周朝实现部落大团结,实现像夏朝一样治国理念,可以建立像夏朝国都一样的周朝国都。

(作者:赵辉)在对夏朝国都遗址的求证寻找过程中,从古到今,历代学者都将目光投注在洛阳地区,认为夏朝的国都应在洛阳与豫西地区。而最重要的线索、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逸周书·卷五·度邑解》中记载的“有夏之居”,司马迁在做《史记》,编写《史记·周本纪》时,也完全采用了《逸周书》的记载,完整记录了周武王关于伊洛“有夏之居”的记述。

有以上两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做为备注,似乎夏朝国都遗址位于伊洛地区,是毫无异议的事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们一直寻找不到夏都遗址?我们以此为依据能解决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夏朝问题吗?能在伊洛地区寻找到夏朝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夏朝的所有问题应该早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夏朝国都的难题早就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直到今天,对于夏朝的疑问仍是困扰中华民族的重要难题。反思一下,我们对于史料文献的解读是否过于简单化了?

首先让我们来完整地了解一下《逸周书》与《史记》中的原文,解读分析一下周武王表述的“有夏之居”,具体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逸周书·卷五·度邑解》: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史记·周本纪》: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笔者对《逸周书》的解读为:姬旦恐惧,流着泪拱手施礼。武王说:“唉呀,姬旦!我要效法东夷,安抚这些殷朝后人,只有依靠我们的祖地。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请教先祖,求问先祖也不遥远。宗族有要事相办,需要找我也不难。从洛水到伊水以北,地势平坦而无险固,其具有夏朝国都的地理地势。我从那儿向南望望过三涂,向北望望过太岳,从都鄙回头后望望过黄河,顺势望去望过伊水、洛水,这儿距离我们的祖地也不远,其非常合适建立周朝的管理城邑!”

《史记·周本纪》此段的重点解读为:“……(周武王)在雒邑营建周城,然后离去。放马于华山之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放下干戈不用,整顿军队,解除武装: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仔细推敲这两段历史记载的原文,及所记述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认识:周武王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建都理念,将都城建在平坦开阔的的地方,无任何险要与军事防备的地方,向全体诸侯国展现周朝要以德治理天下,不会向天下用兵,所以建都的位置也不考虑军事防备的要求与需求。周武王的这一建都中心思想,在《史记·周本纪》中表述的更加详细与明确,两者之间相互印证。

因此,周武王在伊洛地区看到的地理环境与夏朝国都的地理环境非常吻合,并距离周朝的中兴之地镐京不远,才发出了“有夏之居”的结论与感慨,做出决定并交代周公姬旦,要在伊洛地区营造新王朝的都城。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治国理念,安抚殷人,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并恢复大禹建立的夏朝以德服人的普世价值。

周武王的这一要传承夏朝大禹治国理念的信念,在出土的何尊青铜器中,也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证实。何尊铭文:“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其中,周武王的原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我把国都建在国家的中心位置,国家自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段出自周武王的原话也得到了《史记》中对周公旦记述的证实。《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赞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的话是对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真实意义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证实;而不可解读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种为了体现“中国”,而有意或误会的解读,丢失了何尊铭文的重要历史史实,误导了后世对历史史料的解读。

那么,伊洛地区体现夏朝大禹建都与治国理念的具体概念是怎样的呢?为何周武王会发出“有夏之居”的感慨呢?

《淮南子·卷一·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大禹当年为了团结四方民众,化干戈为玉帛,不惜“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实现了“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天下和平繁荣的局面。这种天下一家、和平繁荣的盛世,不正是周武王与周公旦的理想家园吗?当周武王在靠近周朝中兴之地不远的伊洛地区看到和夏朝国都同样地理环境,能不打动周武王做出在此建都的决定?周公旦对此也是极力赞成,并付诸实现了这一伟大理想,建立了现在我们仍在尊崇的周礼制度。

周公为营建成周洛邑,定礼乐,特意前往夏都涂山地区,采风定礼乐。《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明确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也就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本意与来源。

那么,夏朝国都的地理环境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任何文献也没有记载夏朝国都的具体地理环境特征。如何确定伊洛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夏朝国都相同或相近呢?

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四方湖畔,有一个不知历史来源的古城遗址;其位于淮河流域北部,淮北平原,北淝河北岸,四方湖畔;其周围无任何险关要隘,地势平坦;其悠久的历史来源,至今无人能考证;而其雄伟的规模与城池配置,非繁荣鼎盛的大统一国都所能具有。经笔者通过全方位的论证,这正是华夏民族千方百计寻找、求之不得的夏朝国都唯一遗址。其与“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的地理地貌,极其吻合。周武王的陈述正是对夏朝国都地理地貌特征的写实描述。

因此,综合以上史料论述,“有夏之居”并不是周武王陈述伊洛地区有历史遗存的夏朝国都遗址,而是说明伊洛地区具有夏朝国都同样的地理地貌。是周朝实现部落大团结,实现像夏朝一样治国理念,可以建立像夏朝国都一样的周朝国都。周武王的这一理想,通过周公的努力,不论是在周朝国都建设上,还是治国理念上,都得以实现,建立了以夏礼为基础的周礼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夏朝国都的寻找工作,各方还在努力地进行着,了无踪迹,甚至已经把目光延伸到了遥远的国外。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夏朝国都的寻找与确立,不仅对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是个考验,更是关乎中华文明世界地位的重要课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与还是考古专家,不管对于理论还是现实,不管对于国家还是地方,如果“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如何早日实现夏朝国都遗址的定位与确立?(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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