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之下，各国经济受影响情况严重，在高度依赖「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美国，诸如酒吧、餐厅、咖啡厅等提供关键就业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为此，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于3月颁出的2.2万亿美元救市计划之余，在4月下旬再次签署一项总额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这是美国国会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通过的第四项援助法案，旨在增加对小企业贷款项目、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机构的拨款。新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救济支出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在公布十多日后，从各界反馈情况来看，庞大的救济所带来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包括巴克莱（Barclays）在内的不少金融结构已经暗示，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不如预期有效。特别对于此番政府比较着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包括此次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以及上个月宣布的针对小企业的「薪水保护计划」（PPP，3,490亿美元可免除贷款），原本应该为中小企业带来迫切需要的生机，结果却相去甚远。
综合媒体报道，在3月颁布的2.2万亿救市计划中，涉及小企业的3,490亿美元救助资金在开放申请后仅13日就被支领一空。在向共计4,975家企业发放的170万笔贷款中，约有74%的贷款项目低于15万美元。然而，根据小企业自行报告的数据统计，92%的申请者从该项目中一无所获。
另据一个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学生组织，并参与了薪酬保护计划的公益项目来看，大多数企业主很早便申请了贷款，但都没有成功，等到再次申请，却被告知贷款额度用尽。这种给人以希望，最终却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也在令沮丧和绝望不断累积。
美国联邦政府今次在中小企业上投入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出发点也是好的。可是，该计划最终却复现了美国经济当中存在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即使从设计上直击要害，却依旧令大型连锁企业和中型企业更为受益。这是为什么？
问题根源当然是在于实践和落地层面，美国缺乏将政府支援导入中小型企业的渠道和工具。
其一，正如《被自由市场规则夺走的美国企业救命钱》一文所指出，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由美国各大商业银行提供的，总额3,490亿美元的PPP救助贷款，不仅在相关法案中留下了「酒店和餐饮业中，有一个以上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只要每个场所雇员不超过500人，也适用申领」的漏洞，还规定联盟内「加盟经验」（affiliate）的企业实体可以作为单独贷款人申领款项，这使得大型企业集团与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领取用于小企业纾困的贷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将所有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归为一类，让它们在「先到先得」的竞争中相互较量。其中就不乏类似Potbelly和Ruth’s Chris Steak House这些连锁餐厅优先得到贷款。其实对于这些相对规模更大的企业来说，还有很多其他选择，比如美联储针对中小企业的6,000亿美元乡镇（Main Street）贷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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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计划过于依赖银行，由其自行决定该向哪家企业提供帮助。从银行操作角度，与银行长期有业务往来、有大量可担保资产的大型、中型企业，得以进入快速通道，其中一些企业在不到24小时内就获得了巨额救助贷款。在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下，银行并非公益机构，也是要盈利的。即便有小企业管理局担保，中型和大型企业依旧是更好的放款对象。
事实上，美国政府本应该考虑让Intuit、PayPal、Square等金融科技公司与小企业管理局合作，这些公司并不完美，但与大银行不同，小客户更容易从这些平台获批贷款，这些平台也有更多帮助小客户的天然动机。
该计划的第三个主要缺陷是，与失业救济的界限不明。小企业不应该为了获得救助而解雇员工。是否应该允许小企业减少工资支出、增加其他项目开支以保持偿债能力，给他们更多时间来使用这笔资金，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要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综合而论，美国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方案原本就存在缺陷，没能按预期投放资金，白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之注入4,840亿美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历史可以为鉴，回望2008年，当时美国国家财政纾困和紧急援助便大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和背景深厚之人，由此引发众怒，引发了而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茶党运动」等民粹浪潮。如今，美国4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将减少至少2,000万以上，创下历史记录。还有非常多的家庭和个人无法领取到救济资金。对家庭和个人储蓄水平极低的美国而言，失业就意味着社会动荡。
再危言耸听一些地讲，如此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和政府治理失效，往往会在内带来族群冲突，在外带来战争与冲突。
对习惯了看资产负债表的美国政界商界决策者而言，如何在应对这次疫情挑战时做好基层工作，将是一场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