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经济影响预料持续，「保就业」成为政策重点之一，其间中央政府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希望带动各地放宽对流动小贩的限制。
新方针未见其利，就先见媒体报道有地方「坐地起价」，收取高额摊位费：「在一些路段一开始招商时一个摊位的费用是每月20元（人民币．下同），现在是800元，摊位租赁者还会把摊位以3000元的价格转租给商户，一个月轻松收入2000多元。」
有多少地就做多少生意？
要讨论摊位费问题，最基本都要先搞清楚谁在收费，又谁有权收费，可是奇就奇在相关报道都未有明言，连不少内地网民都在问「谁是最大赢家」，又或者找方式暗示影射。当然也有部份网民直言，「这就是附近街道办事处收了」，「不然财政收入哪里来」。
所谓发展地摊经济，纯正面看是动用潜在土地资源，将「闲置的」地段路口和空地用于促进商业活动，以达成「保就业」的目标。问题如果这些土地真的是「闲置」，为什么不一早拿出来动用呢？
城市管理不是「有多少地就做多少生意」，当局还要考虑到治安、卫生、交通等等公共秩序所需，假如开发土地资源的代价大于潜在实效，那就不宜于将相关空间完全「商业化」。如今中央示意要放松小贩管理，缘于「保就业」成为政经首务，所以鼓励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的各层面之间，重新寻找均衡点。
官方机关是否真的「无本生利」？
首先，小贩摆地摊所占的位置是公共资源，等同于向公家租用地方，给予租金亦是理所当然。更为要者，开设新地摊牵涉各种开销和负面影响，行人道路使用权、维持公共卫生水平、官方登记巡查等等都不是免费项目，所谓「摊位费」可以视之为一种管理费，用来换取小贩在公共空间摆档的权利。
就流弊一面，官方机关手握公共资源，平时或受惯性或规例制约，缺乏足够动力「寻租」，不过遇到上级鼓励发展「地摊经济」，部份前线人员一则预料摊位需求会急升，连带衍生出炒卖空间，于是乎原值每月20元的摊位，一时飙升至3000元，二则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将公共空间划拨为官方从中收费的小贩摊位。
对公家来说这是「无本生利」，因为成本都转嫁到小贩和土地使用者身上。微博上就传出：「（长春市）宽城区长新街扶贫市场门前停车场，免费的停车场，用石墩圈起来了，变为夜市，每个摆摊的商户收取价格不等的摊位费。」就算官方收取相宜的摊位费，附近驾驶人士都为政策转变而付出代价。
成都「模范」顾及各持份者利益
如果政治就是资源分配或再分配，所有政府决策都是政治决策，得益和受损是一体两面，关键在于如何令各方愿意接受或忍耐。即使是在最理想状态，小贩摆地摊获得政策优待，支付较低摊位费就能在黄金路段做生意，对缴付较高租金和管理费的入铺商家不一定是好事，其房东和业主也可能有异议。
至少在政策文件的拟定上，作为「地摊经济模范」的四川成都据称创造了10万个职位，其间便采取较为稳妥的做法，以确保卫生和安全为前提，尽量做到小贩、入铺商户和业主都得分享得到政策效益：
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和夜市；
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
允许大型商场开展临时占道促销；
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以粗略推论凭空分析，要讲得「地摊经济」极好或极坏都不难，至于执行还讲究前线人员如何因地制宜，掌握辖下地区的商品供求、商业活动分布、居民消费习惯、人流状况等等资讯，才决定如何推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地摊经济」牵涉众多持份者，少不免需要作考察和咨询，否则可能又走上乱干盲干的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