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2020年，是1949年至今中美关系经历的第三个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发生在冷战和朝鲜战争的背景之下，此时中美处于两个阵营的对垒之中，中美双方在冷战期间爆发了惨烈的热战。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革命。1979年中美建交，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两国的合作终结了东亚冷战。
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2001年，中国加入WTO，实现了经济爆炸性增长。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调整阶段，在过去10年的震荡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
事实上，第三个三十年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中美关系进入脱钩的阶段。同时，中美之间各种议题被逐渐捆绑到一起，已经没有哪一项议题可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不仅呈现出脱钩的态势，而且还在加速发展。
当地时间7月21日下午，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休斯敦总领馆。据美国福克斯新闻休斯敦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21日晚8点20分，休斯敦消防部门接到火警，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发生火灾。疫情的政治化把中美两国推向了层出不穷的冲突之中，也让2020年再添了魔幻的色彩。
而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一个新崛起大国对现存大国的挑战？脱钩走向必然时可能性又有多大？
当中美脱钩走向历史必然
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开放就成为美国经济权力的来源，东亚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分工结构基础上。而在金融、货币、军事、技术等非常封闭的领域上，一旦美国认为竞争对手正在赶超，就会采取综合性手段进行打压。上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战不仅是因为日本GDP总量的提升，更是因为日本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如半导体领域，呈现出的强劲的追赶态势。
第二个三十年的中美关系里，中国不断加入和融入到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实现了全球实力和地位的攀升。并且，中美之间形成了巨量的贸易容量，包括频繁的人员交流。也正因如此，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开始被美国打压。
事实上，在第二个三十年中，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看起来很难处理的危机，但这是单一议题下的危机，双方也有进行危机管控的意愿，双方元首和高级官员能够在比较短时间里管控和化解危机，从而形成了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态势。
而在进入第三个三十年后，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呈现了一种加速和加强的状态。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的印太战略更是确定了在各个领域对华开展遏制和打压的“路线图”。此外，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技术战更是动摇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这一维系中美关系长期平衡的压舱石，将中美关系推到如履薄冰的境地。
近年来，尽管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还是处于增长的状态，但自2015年以来，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逐年减少。根据公开数据，2017-2018学年，中国大陆学生留学美国总人数为363341人，相对于2016至2017年增长了3.6%；2018-2019学年，中国大陆学生留学美国高校总数为369548人，相比2017~2018年增长了1.7%。
此外，访学也变得不是那么确定，拒签率增加了两三倍。事实上，人员交流背后承载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也有两国的民心交流。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人员交流不应该变成国家安全的议题，也不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阻断。而在“脱钩”的视野之下，中美之间的巨量贸易、频繁的人员交流，从两国关系的纽带变成了战略竞争的内容。
在经历了两年多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后，2020年1月，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但中美关系还并未能因这份协议暂时得到缓解，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将中美关系推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面对一种急剧蔓延、危及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疾病，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并未成为中美关系激化趋势的缓冲剂。双方摩擦矛盾不断，病毒来源、污名化以及应对模式等，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论和重要分歧所在。
可以说，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施压和脱钩提供了新能量，在现实层面扩大并加深了中美分歧，加剧了两国政府层面的政治互疑，加深了民间层面的相互憎恶情绪，原本已经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迅速雪上加霜。
3月开始，疫情在美国开始迅速蔓延，中美之间关于病毒来源的争论不断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方面肯定中国提供医疗物资，但又公开声明美国确定新冠病毒源自中国。4月21日，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就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提起诉讼的州。尽管在法理上要求中国负责的难度很高，在财务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低，但中国在美资产或将面临风险。
当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三十年，我们可以说，它是前两个三十年基本特征的叠加。而脱钩，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特征和方向。
不完全脱钩还是完全不脱钩？
既然脱钩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特征和方向，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中美脱钩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完全脱钩还是不完全脱钩？还是完全不脱钩？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经贸联系已有一定程度脱钩，但想要完全脱钩，却存在较高难度。
其一，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
其二，美国商界不愿脱钩。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把美国企业倒逼回去创造就业，把贸易不平衡降下来，但美国商界却很难放弃中国巨大市场。2017年，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营收447亿美元，占全球营收的19%；英特尔和高通在华营收分别达到14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占各自总营收的24%和65%。
其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生产一部iPhone手机，中国能获得的附加值很小，而大部分附加值则属于美国、欧洲国家。
从“科技脱钩”的可能性方面，少部分观点认为“科技脱钩”可能性较大，但从科技与经济关系、产业链关联角度出发，“科技脱钩”则变得不切实际。
事实上，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技术和经济就无法脱钩。其次，从科技本身及其发展特性看，“科技脱钩”不具备基础。在2019年7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布吉尼翁接受采访时认为，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做到只依赖自己就能进行学术研究，对知识共享持开放的态度是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基础。其三，是完全“科技脱钩”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认为，美国必须在技术方面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不应该以脱钩的方式阻碍中国技术进步。割裂的技术世界将破坏美国产业和创新生态，甚至可能使美国失去技术竞争力，也会导致美国在发展最快的行业无法融入全球供应链，美国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地位也难以为继。
虽然中美经济脱钩从长期来看是很困难、不可实现的，但是短期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加强对全球知识产权、物流甚至金融体系的控制，在短期内对中国技术发展进行限制。事实上，美国近年来的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接触美国的高科技与先进技术，就是美国科技脱钩的重要表现。
最后，是美国与中国的金融脱钩。尽管两国之间因关税和投资限制问题屡屡引发争端。但事实上，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进程仍在持续。而在过去一年中，有大量数据显示这一现象似乎在加速。但是，美国金融企业的积极参与，也使得中美之间的金融脱钩越发不可能实现。
其一，中国的监管改革为外国金融机构开辟了道路。中国监管机构在2019至2020年度间放松了对所有权等因素的长期限制，而中国日益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好例证，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企业在中国的作用愈发显著。从历史经验可见，海外金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只能成为拥有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但近期环境的自由化导致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其中也包括许多美国公司。
其二，除了大量外资、独资企业的出现，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还包括海外直接投资（FDI）和证券投资资本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持续增长。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2018年为129亿美元，2019年为141亿美元，一直保持活跃状态。尽管有很多关于美国公司将供应链多元化的讨论，但美国商会2020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公司没有考虑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
其三，美国不会也不能全面切断与世界有紧密联系大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也逐步与世界相融合。现在已不是全球发展需不需要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各国该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全面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崩溃。
中美的关系问题一再升级，这将让大国之间如何和平竞争重新成为一个新话题。而中美之间气氛的毒化无疑严重阻碍双方合作，也打击了全球信心。但是越是在这样胶着紧张的局势下，越是应该关注求同存异的声音。
一切事物都会由量变转为质变，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某些人高喊脱钩，而是应关注促成中美背离与合作的因素的发展变化。中国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发展自身力量，减少可能的外部冲击对自己的损害；一方面努力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力量，继续深化友好合作，巩固两国关系。
对照现实，尽管当下有些晦暗，但是我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