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警方的调查相比，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场所，在此时此刻之中，医生的职责，就是最大的法理，患者的需要，就是最大的情理。
文/马进彪
对于“仁济医院纠纷”，近日，记者来到浦东，现场采访了当事医生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和处置此次事件的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所长黄波。赵晓菁表示，“这次事件之后我对执法流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黄波表示，尽管民警在处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符合工作程序的，但是，合法不够合情。医生和警方均表示，在这个突发性风波中，双方的应对方法“都有提升的空间”。（澎湃新闻4月27日）
从法律角度讲，任何公民都有配合警方依法调查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也只有这样，警方的社会执法，才能保证最大的社会效率性，也使执法有了必须的公共尊严性。
然而，虽然这名医生在法理上应当及时配合警方的工作，但关键问题是，这个场所是在医院，这位医生也正处于工作状态之中，一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患者正在等待着他的诊治，还有的患者恰恰正在诊治的过程中。
而在这种时间、地点、患者的具体背景之下，可以延时的询问执法，在此时此刻的价值排序中，显然应当让位于医生的履行职责，犹如载着病人的急救车，可以不受交法的限制。因而，与警方的调查相比，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场所，在此时此刻之中，医生的职责，就是最大的法理，患者的需要，就是最大的情理。
因此，在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警方忽视了特殊情况下的价值排序，将自身职责的完成，不分时间地点的排在了首要位置。显然，这是一种不考虑具体情况的简单执法，而这种粗暴的执法，其结果并不是保护了哪一方的利益，而恰恰是减损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同时，也暴露出了警方在执法流程方面存在的理解误区。
警方的执法应当然也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这是公民的义务。但每名公民的身上都载有不同性质的社会义务，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这种公民义务不同性质的合理存在，才使得这个社会的每一部分都能够各司其职地有效运转，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顺畅运行。
社会的运行，总会处在的动态的协调之中，而协调的依据，正是人们在具体场景中的具体需要。因而，在社会一切事物中，其实都含有着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动态避让原则，而这其中的根本，就在于因时、因事、因场所，做出符合价值排序的具体调整，而警方本身也应该是其中的调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