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随着中美在经贸、科技、以及涉港、涉台、涉疆等问题上的摩擦加剧，中美“脱钩”，言论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两国经济关系的联动性降低，政治关系疏离，战略合作减弱，教育交流作为曾经中美最紧密的关系之一，在后疫情时代更是面临大考。
当然，“脱钩”区别于“冷战”，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全面对抗。但在所有中美脱钩的层面里，在有顺序的“脱钩”里，从经济上的资源配置合作减少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分裂和战略互疑上升，教育脱钩，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脱钩，将会造成最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走向“脱钩”的背景下，中国当然可以从最坏处着想，但不排除争取最好结果的任何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真正的教育交流，必定会受益于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推行中美双边教育靠的是使命，而不是任务。
教育“脱钩”进行时
从经济事件到政治事件，再到教育事件，中美“脱钩”的酝酿与发酵除了多个层面的表现，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原因。
中美力量对比生变是中美“脱钩”的首要原因。中国数十年快速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壮大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几乎逼近美西方心理承受“底线”。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东升西降态势明显。美西方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移民问题等深层矛盾难解，全球治理主导权大幅松动。
而相较于美西方，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日益成为美西方关注和打压的首要目标。1990 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如今GDP总量则为美国的73%。
这让不少美西方学者将中美关系看成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竞争，认为中美难以避免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竭力维持自身科技优势的同时，鼓吹尽早与中国“脱钩”，以阻遏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中美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国际秩序的折射，“脱钩”发生在中美两国，但不仅限于中美两国。当下，自由贸易、多边主义似乎正被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所取代。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大多数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作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支柱国家，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全球起到了消极的示范性作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搁置了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全球都笼罩在了脱钩、分离的大氛围之中。
基于此，以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为代表，全球范围新一波的“逆全球化”甚嚣尘上，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美的“脱钩”则在这一全球大氛围、大气候的背景下酝酿而生。
终于，在中美力量对比生变和全球分离倾向趋强下，中美走向了“脱钩”。而当教育“脱钩”叠加疫情，更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收紧状态。今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布了新的指南，阻止国际学生前往美国接受纯粹在线的学习课程。
在超过20所大学和20个州提起各种诉讼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7月24日改调，允许已经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以线上课程的方式继续就学，并且保持有效签证，但是还未入境的新生则无法入境。
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后出台的政策中，对国际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的举措不胜枚举，有些不是针对中国学生，有些则是。但即使这些政府举措不是针对华人，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占比，影响首当其冲。
而针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政策发展和执法行动包括：
2018年6月11日起，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宣布将针对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等STEM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期限从五年减少至一年。美国国务院在9月9日根据5月29日的总统宣示，美国已吊销1000多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此外，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各驻外使领馆的签证统计数据，2020年7月份对中国学生签发的F1签证仅145个，虽然比今年6月份的8个有所增加，但对比去年7月份的21781个，仍然降低了99%。
根据英国《BBC新闻网》9月5日的报道，美国近期已开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出境检查。有多名中国学生、研究员在准备离开美国时都遭到执法人员的盘问，执法人员甚至还扣下有些人的电脑、手机、游戏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数周后仍未归还。
而《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示，美国海关人员在2019年对中国籍公民进行了1100次搜查，比前一年大幅增加了66%，而对所有国籍旅客的搜查则增长了23%。显然，不论是从趋势还是现状的严峻形势来看，中美教育的脱钩都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
中美教育脱钩影响几何？
中美教育“脱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而其影响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深刻和长远的。
长期来看，中美教育“脱钩”将有损美国国力，更不用说因此延烧的仇外主义。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都相信多元化的人才，包括参与论坛的美国教育专家，主张特朗普对中国学生的限制将耗尽美国人才供应。反对特朗普政策的人，特别是美国高校的领导和知名学者，认为美国把国际学生阻挡在门外将对美国吸引国际顶尖人才造成致命的冲击。
对中国来说，中美间的教育开放与交流仍是教育国际化的关键与核心。难以否认，美国的一流大学质量仍无人能敌，美国大学仍然居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中心地位，并且在可见的未来难于撼动，仍将遥遥领先于中国。加上中国在美留学绝对人数仍持续高位，这就使得中美教育交流在我国教育国际化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交流，就难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开放的政策，就没有高品质的教育国际化。
除了对教育国际化的冲击，中美教育“脱钩”更将使中美之间对人才，特别是科研人才的竞争白热化。在美国高校的资源扶持了许多中国人才的同时，其他先进国家的高校是否能填补这个角色？中国高校是否能在目前的体系下真正提升人才的培育质量？这些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疑问。
此外，目前美国的种种政策不但加深了中美之间彼此学习的困难，更直接冲击了“国际教育”的理念，使得培养“地球公民”的概念，以及对教育理念的沟通都受到挑战。美国式教育着重的独立自主和个人实现，和中国式教育的纪律服从和群体理念，原本可以透过教育的碰撞而给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带来更多的启发。然而，这些已经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当然，中国可以从最坏处着想，但不排除争取最好结果的任何努力。
面对中美教育交流的现实困境，政府依然可以有若干政策选择，为中美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制定政策给大学开放更大的自主权；为学者的学术交流在签证等方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支持学者为了学术交流的目的在中美间自由往返；为学术交流制定更宽松、更实事求是、更人性的财务制度和政策。
事实上，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奖励政策，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基础研究的积累仍然不够。整体社会的导向也不鼓励长期耕耘，而是注重商业应用的回报。倘若中国加强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也会促使高等教育学院减少急功近利的心态，或是想要从外引进技术的捷径，转为长远培育本土人才的有机机制。
另一方面，是教育“在地国际化”的培养。“在地国际化”概念由瑞典马尔默大学副校长本特尼尔森（Bengt Nilsson）于1999年首次提出，是指教育领域中发生的除学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
在地国际化不是全部国际化，也不是以跨境交流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国际化的替代方案，而是与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时代的教育国际化。比如在地国际化的教学国际化，包括赋予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使命，培养批判认知能力、深入社会、伦理意识等方面。
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国际关系的不断震荡都给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教育也面临大考。教育的意义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提高，更是社会层次的责任感，对人类文明的持续性都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教育交流，必定会受益于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推行中美双边教育靠的是使命，而不是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