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5月20日，媒体人“王左中右”发文《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在互联网掀起了关于“中文到底死没死”的讨论，以至于这些天里，人们忽然集中关切起了中文的命运，有说“中文死透”的，也有说“中文没死”的，还有说“中文半死不活”的，总之，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缘由。
当然，中文作为一门语言存在，其命运自然不是我们所能判定和左右的，但关于“中文是否已死”能拥有如此高的讨论热度，说明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中文正在发生一些令人不太愉悦的变化。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中文的变化？我们又应该传承怎样的中文？我们在谈论“中文已死”时，又究竟在谈论什么？
为什么说“中文已死”？
对于“中文已死”这个听起来宏大又严肃的话题，在这篇刷屏网络的《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的文章中，作者举例了近期网络流行的“大白”“绝绝子”“emo”“废话文学”，来证明中文的低幼、敏感、缺少创造力。所有的情绪，都浓缩成了各种“跺脚脚”，而所有的赞叹，都是XXX绝绝子和某某某YYDS。
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客观存在。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同比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而在偌大的互联网中，表现为成人模仿儿童的语言和行为，自称“本宝宝”“孩纸”，以“小哥哥”“小姐姐”称呼他人，聊天中大量使用儿童化风格表情包的成年网民则比比皆是。
类似的低幼化的语言在疫情期间多有出现，也屡次引发争议。比如，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期间，许多网民通过央视频“慢直播”的形式对火神山与雷神山的施工直播“云监工”。在央视频的直播评论区，可以见到“叉酱”“呕泥酱”的称谓，“守护世界最努力的xx”成为了一种民众自发玩梗的方式。
但就是这种玩梗，也引起了正负两极化的评论。赞同“叉酱”说法的网友认为这是一种鼓励打气的方式。而反对“叉酱”的网友则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时宜”，是马克思笔下的对人的“异化”，只关注了冷冰冰的机械而不关注前线的劳动者。
在此次刷屏的网络热文中，作者则把这种日常表达和创作的低幼化、庸俗化，归因于：“中文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死在了太年轻，死在了很多成年人越来越低龄，死在了我们越来越接受这种低龄。”
类似的观点显然不是首次出现，2019年，澎湃评论发文《用流行词来概括这个时代，是危险的》，提醒我们流行语的有限性无法真正反映这个时代；2021年9月，新华每日电讯也在《拿什么拯救被“梗”住的“文字失语者”》一文中指出，玩梗暴露了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应该通过多读书来丰富表达能力。
与低幼化的语言同时存在的，则是无处不在的“敏感”和“紧张”，敏感到电影《杀死比尔》，得写成《口死比尔》，因为“杀”是敏感词。事实上，许多时候，在过度审核的背景之下，“中文已死”也常常用来表达创作者对环境的悲观态度，从晋江频频锁文、LOFTER篇篇审核，到国产剧P掉香烟，字幕改掉原歌词，每有一个类似的热点，“中文已死”就要被拉出来溜上一圈。
究其原因，互联网的语言生态，就是一个丛林法则。语言的丛林法则，只有活着和速朽。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成为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想要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用思考浅显的词汇。因此，想要用好中文说好中文故事的，要么更加谨慎，要么更加疯癫。 如果有人把“死”变成了“口”，那么就有人将“裁员”说成“毕业”。所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这些地方就显得格外精巧。
于是，在人们主动或被动的将中文低幼化的背景下，“中文已死”被抬上了讨论的桌面。
当我们谈论“中文已死”
世界就是我们的描述，描述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我们的思考、逻辑、假想、推论、引申，都源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从这一层面来说，语言的贫瘠和低幼化带来的影响是需要被重视的。
与“低幼化”的本质是自我降低心理年龄和心智水平一样，年轻人的网络语言的低幼化，本质则是自我降低思维和表达的水平，换言之，语言的贫瘠和低幼化，背后是整个社会思想的贫瘠和退化。而过度使用低幼化语言，是从丰富走向简单，最后可能就会导致丧失表达自我的能力。
截至2021年12月，在网民中，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5%、94.5%和90.5%，用户规模分别达10.07亿、9.75亿和9.34亿。从“一张长图读懂×××”到“1分钟看电影”，再到平均几十秒的短视频，信息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单位时间内的刺激却越来越大。
但显然，越来越短的信息流不可能承载太多严肃的实质性内容，碎片化的积累形式也不可能形成知识框架，一刷即换的表现形式也没有留下逻辑思维的空间。短视频这一媒介的所有特点都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娱乐。而短视频这一新型媒介的异军突起，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所使用的网络语言，使语言越发贫瘠和低幼化。
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是，人们使用了一种可能看上去更萌、更无害，但传达出来的是很绝对的、很简单的，甚至是抽离了最核心的思想和最重要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话语。而一旦这样的话语被习得，就可能会改造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动。实际上，当代媒体语境已经形成了诸多这样的语言模式，遍布在各种不同媒介之中，微博的“小粉红”，微信的“标题党”，B站的“弹幕”等等。我们的思想逐渐会被这些特定的语言影响，直至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
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将饭圈语言搬至公共事件的讨论会引来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家面前，我们应当是以公民的身份而自立，而不是一个粉丝。国家机器是应该接受监督、批评和质疑的，我们应该用理性、严肃的态度去推进“现代性”，消解风险社会带来的恐怖前景。
反观这次疫情，主流媒体“萌化”灾难，网友“拟人化”新型冠状病毒，采用“阿冠”的称谓更不可取。低幼化的话语方式，对于构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素养并无裨益。
人们似乎想要通过这种狂欢式的参与消解系统性的风险，但显然，低幼化的表达只会适得其反，公民意识并未被唤醒，而只有碎片化的娱乐信息被记忆。
语言是表达的工具
实际上，作为人类沟通和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成不变、一蹴而就的产物，而是需要交流融合、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保有活力。这一点从中文、英文等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化都可以得出清晰脉络，语言的变迁自有其规律。
就好像更早之前诸如“人艰不拆”“喜大普奔”“男默女泪”“no zuo no die”这类伴随着流行梗的流行语一样，多年过去，这一部分流行语已经和我们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变得日常化。这对当前的启示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归纳总结说，什么样的流行语会驻留，什么样的会很快翻篇，语言有它自己生发生长的魅力与活力，也有它的自然筛选和沉淀。
中文流行语的演变史可以很生动地反映出社会变迁。2014年中国新闻网有过一个统计提到，流行语中的社会类从2008年后开始占比下降，从大的趋势来说，出于大环境改变的原因，流行语的确越来越远离时政和公共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在流行语中讨论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因为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一直是“刚需”。
现在，可能那些从个体经验生发出的流行语，会比从时政和公共事件中生发出的流行语更容易被公众看到和传播，因为人们发现它们往往也生动地捕捉到了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经验。和“内卷”类似的，还有“996”“小镇做题家”“考公”“上岸”等。这些词一开始也都是网络梗，但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在主流舆论场中严肃地使用和讨论它们，因为它们的确反映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变化。
重要的是，语言无论经历怎么样的演变，始终都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背后展示的是人类认知水平和逻辑思维的高下之别。高质量的表达，需要有优秀的认知水平和缜密的逻辑思维作为强大支撑；表达混乱，透射的是表达者低下的认知水平和混乱的逻辑思维。
因此，抛开“中文是否已死”这一宏大的命题，我们更要关心的是，如今我们使用的语言背后，反应的究竟是我们怎样的社会思想？要知道，只有独立的语言系统，才能让我们准确表述自己的诉求、抒写自己的情感、宣示自己的价值观与界限、与同伴之间有效传递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4》这部越来越有现实意义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创造了“新话”这个概念。因为语言是我们的审美观念、政治观念、历史观念、道德观念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当我们的语言被破坏，那些珍贵的人道与创造意识也将随之消亡。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或许，在关心“中文是否已死”前，我们更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语言，尽可能不偷懒、不敷衍、准确、有力、漂亮地讲述我们和这个时代的动荡或辉煌。在做到谨慎对待我们的语言以后，历史自然会给出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