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进彪
近日，最高检在其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将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单独列出来，其中还提出将“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言外之意，未来教师资格证能否申请成功，还要看是否有性侵前科。（新浪新闻3月11日）
建立教师资格准入制度，这是基于现实的客观需要。从各地报道中可以看出，已有一些学校的教师对学生发生过此类事件，但从对这些教师的事后调查来看，也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有过类似的前科。
因此，一方面，为了遏制性侵学生的现象，在教师准入资格方面列入“前科”这一条，初衷是好的，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仅仅寄托于这条还不够，因为性侵的发生，并不只是必然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偶然性占的比例更大。
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就会出现某些条件型偶发问题，而一些性侵学生事件，大都发生在非正常场合，有的发生在教师宿舍，有的发生在补课的教师家，而在这种私密的环境中，本身就极易发生意料之外的事。
而将教师准入资格方面列入“前科”这一条，它的作用是前置性的，这十分必要。但同时，它也有着对已经准入的教师无能为力的一面，如果哪位教师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出现了问题，也就等于是在没有前科情况下，反而会在特定的环境中制造前科。
因而可以说，建立教师限制性准入制度，只解决了一半问题。而另一半问题的解决，还在于对学生防性侵的教育，要让学生知道，哪些环境不该去，哪些环境不能去，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而在这方面，家开更不该有侥幸心理。
近些年来，发生了一些教师性侵学生的案件，这个现象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因而社会各方面都在积极想办法给予遏制，可以看到，一些学校对教师的法制与师德的教育正在进一步加强，同时，各种各样的制度也出台了不少。
因当说，这些举措都是必要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制的威慑才是统一的根本。一起性侵案件如果及时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警示，而这样的及时效果，是校方或教育部门的制度难以做到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没有用，而是说，这是两个层面的作用力，一个是事前的严格防范，另一个是事后的严厉治理，二者不可相互替代。
因此，对于一些教师性侵学生的现象，既要防范有前科的人，也要对学生施以必要的防范教育，当然，法律的严惩才是所有举措的根本后盾。如果缺少法律的严惩，或法律介入的不及时，即使再多学校的法外制度再多，也会处于现实的折扣之中。只有全方位的立体保护，才能使学生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