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1037年～1101年，今四川眉山人。出身世族地主，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7岁知书，10岁传文，一生文采风流。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在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
号称“一代文章之宗”的苏轼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激烈的政治斗争造成他悲剧的一生。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时的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无往而不可，成为后世文人无限景仰的一种处世方式。在坎坷不平、屡遭贬谪的生活中，他豁达大度，洒脱随缘，乐观豪放，他以宽大的审美眼光拥抱大千世界，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他以天生健笔一枝，写出无数千古绝唱，在诗、词、文各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巨匠。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因此，他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做圆滑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著的品格。
1057年，21岁的苏轼出蜀进京，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22岁考取进士，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速卷入了这一浪潮中。在1061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言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持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希望改革是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卷入上层政治冲突中。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任杭州通判，后又做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1079年，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一年苏轼45岁。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受到沉重打击。苏轼在黄州一住4年，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1086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苏轼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但他对新法的某些部分也有所肯定，所以又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 “以彼易此”的做法，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人 “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任杭州知州。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老百姓多做实事。
哲宗在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政策，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得到赦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生活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因此一病不起，后病逝于常州，终年65岁。
仕途虽然坎坷，但在文学艺术领域，苏轼却是古今第一奇才。他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对艺术还有自己完整的看法。系统的艺术观，深厚的艺术修养，加上超人的才华，深刻的思想，使苏轼的诗词形成独特的特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苏轼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四千多首。他一改宋人或以辞害意，或以文为诗的流弊，注意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他的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其擅长七言古体和律诗、绝句；风格也富于变化，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大多数曾步入宦途的诗人一样，苏轼的诗中也有反映民生疾苦和揭露官吏横暴的作品。这两类诗虽都反映了苏轼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的社会责任感，但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缺乏显著特色。
在苏轼的诗歌中，最多也最为人们喜爱的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超时空的观点为框架，来理解俗世人生，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一个新的很高的层次上，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此诗写对故人的怀念。故人也罢，新塔也罢，无不是往事如烟消散，纵然有些微痕迹，勾起回忆，亦已是如梦的恍惚。大自然犹如永恒的坐标，以年年春风，对匆匆过客。因此，对生命的短暂，对人事的得失，也就没有眷念、悲哀的理由，只要在世，且放宽胸怀，平常而自然地活下去，这就是随缘自适的人生。
就词而言，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确立了有深远影响的一代词风，促成了词体的革新。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主张“以诗为词”，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在艺术上变缠绵为奔放，开创了豪放一派 。
苏轼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 “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形式特点，取得诗歌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的开拓作用的词有两类。一类是写他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很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成为豪放派词的杰出作品，流传千古。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变迁、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词史上，上述两类题材及精神境界，除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且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风格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动。在语言上，苏轼不刻意讲究文字的凝练和意象的密集，而是使之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多姿、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再有，苏轼词中常运用典故，或化用前人诗句，使词作不断引发人的联想，扩充语言的内涵。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指他的散文成就。或写暴记事，或抒情议论，题材广泛，文笔清新，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在散文创作中，苏轼特别重视“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提倡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风格。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语言骈散交杂，长短错落，能以最佳的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感受。最著名的如前、后《赤壁赋》。
而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常打破各种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述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来。文章结构看似松散，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
苏轼不但是一位大文豪，在艺术领域也有骄人的成绩。书法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富而富于变化，朴实而不造作，被称为“苏体”。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是“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
总之，苏轼以其极为突出的创作成绩成为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他宠辱不惊的人格也受到了后人无限的尊敬。他的作品今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