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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莫深中篇小说《雨季》系评：
随议《雨季》的三个层面
四川｜袁基亮
专栏｜文艺锐评
【编者按】
90年代中期，《青年作家》杂志相继在头条推出了作家程莫深的两部中篇小说《雨季》、《雪季》，并连续半年推出对《雨季》的热评，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在1995年第7期的卷首语中称，“《雨季》是一部来自生活的罕见作品。许多文学新人苦于找不到创作的突破口，何不看看《雨季》呢？”与此同时，《陇东报》以空前的规模，组织了两个专版，推出了《雨季》的故事梗概、程莫深创作谈、程莫深介绍及评论，并在年底陇东文学创作综述文章中称，“1995年的扛鼎之作，当属程莫深的中篇小说《雨季》”。
今天，《文艺轻刊》陆续推出当年《青年作家》对《雨季》的系列评论，以示对那个年代的文学与石油的回忆。
中篇小说《雨季》，作者：程莫深
原载《青年作家》1995年第7期头条
《雨季》的基本情节是比较简单的。一对年轻的夫妻被派进野狐沟石油井场“蹲单站”，他们试图通过由丈夫考取职大，获得文凭这条途径，尽快逃离这个令人诅咒的鬼地方。就在他们差不多要达到目的（丈夫考上了东北一所石油学院）的时候，妻子却死于山洪暴发的雨夜，她是在查巡井场时被冲坍的黄土所掩埋。最后，伤心失望的丈夫放弃了上职大的机会，依然留在了野狐沟。
小说的重要角色有三个，但比较之下，作为爱情的觊觎者，个体户何九相对处于配角的位置，所以需要着重分析的还是于站长和楚芳这对夫妻。特别是他们的性格反差，应该是我们解读作品的切入点。
丈夫于站长是个很实在的人。这种秉性，还在他少年时代即已有显示。上高中时，他见老爹老妈领着十岁的妹妹，起早贪黑地守着几亩地往嘴里扒拉粮食很不容易，就要求退学，想减轻父母肩头的担子。结果让老父狠敲了一顿棍子，说他辜负了父母指望他将来能有个“出息”的愿望。进了野狐沟之后，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虽然无比险恶，他也并未试图有所作为。最终决定去考职大，也是让楚芳逼迫的，其实他心里并不十分情愿。尽管妻子老拿他跟握有电大文凭的一位同事相比，动不动就用离婚来施加压力，他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用不着跟别人学，跟别人比。他显然属于那种能够随遇而安的人，说他抱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不算勉强。这样的性格和观念使他对他所处的境遇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人怎样都是一辈子，何苦去追求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这种思想并非使在妻子死后才产生的。他在最后终于放弃职大，表明他在妻子生前勉强顺从，而在妻子死后依然违逆了她的意愿。小说却是这样向读者表述的：
他不忍心让楚芳孤单单蹲在这里，他要留下来陪伴楚芳，楚芳坟头的黄土不能没有人去添，楚芳坟头的花草不能没有人去经管，楚芳坟头的香火不能没有人去点。
我们不能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但也不妨考虑在他潜意识中，是不是还有一种更深刻的真实？
楚芳却是一个有“追求”的人。除了眼前奔出野狐沟的计划，她还秉承老父而来的“混出个人样来”的念想，还有超出她现实境遇的生活目标。就此而言，可以把她称之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是具有天生的超脱精神的务实派，一个是毫不反省的执著的追求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性格对比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不朽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件纯羊绒的红色大衣，在楚芳的心里无疑正是一种诱惑的欲望的象征，是点燃她胸中激情的一束火焰。她将她内心的秘密隐藏在她的笔记中，表妹花子无意中窥见，竟使她作出了意外强烈的反应。我们知道，一个爱记日记并且能够坚持的人，往往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而种种未曾实现的欲望和念想又会使她越来越强化这种意识。要是念想最终不能实现，那么她的生活便只能是一场悲剧。正像那个永恒不朽的精神典范堂.吉诃德一样，这个野狐沟的理想主义者看取事物时也和现实有着不小的距离。她所愤恨的“魔鬼”黑脸李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架风车，她所中意的“像个男人”的何九只不过是一位男性的罗任索。我们难以设想，如果她没有死于山体崩塌，如果丈夫没有考取电大，她的人生轨迹将向什么方向伸展。悲剧发生了，但悲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一种自然力(山洪暴发)的偶然介入，可以说完成的只是小说结构上的需要。
就其人类精神的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而言，在以喜剧形式上演的人生舞台上，总是晃动着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身影，但在更为丰富、更为普遍的人间正剧中，上场更多的则是像于站长和楚芳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物。
正因为是这样一些平凡的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小人物，所以作者对他们倾注了那么多的同情和悲悯，以至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他们艰难的生活和困厄的境遇，这方面的情景在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比如在小说中写到的孩子生病就有两次，楚芳生小孩差点丢了命，于站长累病住进医院，平时经常闹胃疼，夫妻两个巡井时常常受到偷油贼的袭击，丈夫有一次给打得鼻梁骨折，引起鼻子隔三岔五的出血，妻子差一点就遇到歹徒的强暴，还有什么屋子漏雨，电视收不到图像，甚至日常生活用水也经常没有保障….
这些大量的描写和叙述使作品显现出一种沉甸甸的真实感，充满了浓郁粘稠的生活气息。但另一方面，对这种写实笔法的过分用力，也导致了不少次要情节的近于琐屑的叙述，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使作品的重要情节和它应该也可以揭示的人性内涵未能得到充分的戏剧化的展示。似乎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作者对主人公的满腔同情反倒妨碍了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
尽管如此，由于它来自生活，它便由此吮吸了生活本身所有的汁液，在它里面便会有真实的内核滋生出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作品意蕴的两个层面，一是对生活的现象性的叙述，一是对人物心理、个性的更深层的揭示。此外，这篇小说还存在着一个象征的层面。
象征体就是“雨季”的意象。
雨季是周期性发生的，人也是一茬接替着一茬。小说在结尾时用平静的语调叙述着：
小四轮车吐着浓浓的黑烟，驶进了又一个很普通的雨季黄昏。
现在我们已经洞悉，这些个“雨季”决不会是“普通的”。非但如此，毋宁说是隐伏深意，暗藏用心。在整个故事的进行中，雨一直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有些日子，有些情景，分明兆示不祥：先一任站长死的那天，正是我们的两个主角，后任站长和楚芳结婚的喜庆日子；楚芳死后，得到协议工指标的表妹花子进沟接替楚芳的“事业”，和当年的楚芳一样，她也扎着两个小小的羊角辫；然后是又一个雨季的黄昏…
低调，阴郁，沉重。一条长长的曲里拐弯的绵绵山路，一条循环往复的命运轨迹，它的起点和终点竟然都是死亡。
这是对小说的一种读法，或者说一种理解。也许还有另一种读法，另一种理解。
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讲起过，在波罗的海海滨文茨皮尔斯的渔村近旁，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形花岗石，渔夫们在石上刻了一行题词：
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
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使人悲伤的碑铭。一位拉脱维亚作家不同意这个评论，他说，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这样的：
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过程完全相同，理解却恰好相反，那么，反过来，如果理解不同，结局也会一样吗？要是只存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要么是宿命的、悲剧的，要么是浪漫的、诗意的。换言之，生命就将只剩下一种单调的色彩。
小说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种选择。
(原载《青年作家》1995年第10期)
《随议<雨季>的三个层面》
作者：袁基亮
原载《青年作家》199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