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疫情大流行的冲击让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从英国封杀华为5G到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强迫TikTok退出美国市场。在几乎坠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关于内循环的讨论声音甚嚣尘上。
“内循环”也称“国内大循环”，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是今年5月的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政协的一次会议时称“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而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和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内循环”再一次被提及。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称中国正面临“百变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在形式严峻下提出的“内循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内外循环流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按其国境内外进行划分，可分为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由此产生了两大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循环（即“内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即“外循环”）。
“内循环”是经济发展要素主要来自国内，包括产品生产、劳务、销售和消费，由此而形成了经济的国内循环。“外循环”则相反，是指产品生产的原料来自国内或国外，产品的生产在国内进行，但产品却销往某个国家甚至世界各地，被外国人所消费或使用，从而形成一个与外界相联系的物质循环流。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以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尽管几十年间多有变化，但最基本的特征却未发生巨大改变。
即主要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大部分份额，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规则、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的中心。广大外围国家则充当自然资源、产品市场、加工制造角色，这种角色按照发达程度和与中心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由近及远涟漪式展开。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心国家逐渐向外围国家淘汰不再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产业和环节，自己则始终控制着最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源、产业和价值创造环节。
在此格局下，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后可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为第一个阶段，经济是“出口-投资”模式，即外循环和内循环互动模式；而2009至今为第二个阶段，经济是“负债-投资”模式，即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两头在外”的模式虽然意味着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但在中国发展初期带来巨大红利，即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在加入WTO后，中国无论是贸易广度还是贸易深度都再次得到提升，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低成本劳动力，中国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
基于此，我国形成了“对内深挖国内市场，对外开拓海外市场”的外循环和内循环互动模式。并且，这两个循环的有效运转，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
从内循环到供给侧改革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由于产业空心化和长期过度举债、过度消费，处于持续低迷状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危机重创了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出口企业订单也大规模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产能严重过剩。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前几年的10%左右，迅速下降到2008年的3.5%（修正后的值是2.7%），随后在2009年更是下降为-44.8%（修正之后的值是-42.9%）。
轻工业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其扩大再生产的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到了重工业行业，然后就是大规模裁员、需求进一步萎缩。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推出四万亿计划，试图通过基建投资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快保障房建设；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
于是，在四万亿计划刺激下，我国的经济正式从“外贸-投资”双驱动模式，转变成以城镇化为依托的“负债-投资”单驱动模式。一方面持续基建，另一方面通过放宽房地产贷款和购房政策，努力挖掘房地产市场潜力。通过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重化工业需求，进而全面带动制造业，最终成功盘活中国经济。这也意味着，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已经走向了以内循环为主的模式。
这前后，外贸依存度也经历先提升再回落的过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尽管四万亿计划通过政府主导、银行放款、企业借钱进而大搞基建的内循环刺激模式在短期内起到了提振经济，防止经济崩溃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这一模式牺牲了中国经济经济转型的机会，也留下产能过剩的问题。
首先，任何基建项目都是有周期的。比如，修公路、铁路需要买大量的重化工业产品，消耗过剩产能，并催生更大规模的产能。于是，基建周期内，为满足市场需求，重工业领域各行业扩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而一旦城镇化进程慢下来，各个基建项目周期就会陆续完结，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会凸显出来。
其次，四万亿计划会造成地方政府和企业高额负债。基建资金多是银行贷款，但基建项目却不能创造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财政监督报告》就曾指出，受2008危机爆发后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影响，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速发展，地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或成为中国财政风险潜在源头。
不光如此，负债还会从地方政府传导到一般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搞基建，必然会向其他企业购买原材料，比如购买钢铁。基建项目周期内，钢铁企业订单增多，钢铁企业就要扩大产能。但是钢铁企业一时间没有钱去修厂房，怎么办？他们就会向银行借钱来扩大再生产。
然而，基建项目周期完成后，就会再次出现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钢铁价格下跌，赚的钱根本无法偿还银行本息。这些还不上钱的公司不得不继续贷款借新还旧，利息负担越来越重。
最后，是导致经济脱实就虚。由于制造业大规模过剩，制造业本身的利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得益于城镇化的推进和高杠杆购房的优惠政策，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所以，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才会显得尤其重要。
内循环之必要，变局中开新局
现在，当“内循环”在几乎跌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一次被提出时，又被赋予怎样的内涵？
从国内层面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増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运行存在较大压力。
从国际层面看，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等不利局面。特别是疫情发生后，各国重新审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未来欧美国家可能会进行产业链布局的结构性调整，使其供应链更加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及时提出“内循环”论述，就是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未来发展，探索“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
而对于这条新路，需要及时调整优化需求来源、市场空间、产业布局等方面，系统构建可实施路径，为实现更好、更快、更持续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需要积极培育和拓展消费新増长点。中国经济正在由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消费需求的强弱将关系到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否能行稳致远。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满足农村居民成为新城镇居民后的医疗健康、文教娱乐等需求。二是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民生服务消费，促进消费提档升级。三是适应当前消费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大趋势，培育发展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四是对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娱乐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推动相关消费扩容提质。
第二，进一步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和投资效率。近年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未来新增投资需要兼顾好投资效率和社会效益。一是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加快补上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的短板，加快补齐农村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短板。二是瞄准居民生活品质改善和城市品质提升的领域，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增加公共卫生、健康护理、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城市宜业宜居水平。三是大幅增加“两新一重”投资，增强发展后劲。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着眼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际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
最后，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新进口替代战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缓、中高端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巨量消费需求外溢等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国内一些企业在先进制造能力、产品质量、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差距。
因此，要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新趋势，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同时，面临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美国对我国战略性产业的技术封锁，新时期需要加快实施新进口替代战略，倒逼国内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通过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改变对高精尖优产品大量依赖进口或境外消费的尴尬局面。确保产业链稳定、消费回流和经济安全，助力中国制造的产品开拓国内新市场。
当然，尽管中国正面临“百变未有之大变局”，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中国“内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有望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水平的跃升，成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