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国强民富、国泰民安，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终极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早在改革开放时期，计划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想。经历了改开四十年后，当前，随着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再一次成为重大议题。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出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部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消息一出，旋即引发市场反响和社会热议。
与此同时，是娱乐行业以及互联网经济行业的大整顿。在整治饭圈方面，比如赵薇作品下架，郑爽被追缴并处罚款2.99亿，取消明星榜单等等；在互联网行业，前有马云将10%蚂蚁股权无偿划转给浙江省财政厅以充实社保基金，后有腾讯捐1000亿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等。
可以说，共同富裕背后，是用国家的力量，以公众的名义发起的一次转向，以引导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走向共同富裕，是必然，也是必须。
共同富裕历经近四十年
尽管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直到今日，共同富裕仍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难题，但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5年，邓小平率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对共同富裕提出更清晰的结构设计：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简单来说是“富裕加上共同”。“富裕”即收入、资产等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共同”更大程度上等价于“共享”。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
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和机会，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追求富裕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应该是中国人民都有的权利；实现富裕，不能只是少数人有机会，而是中国人民都能有机会；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不能只是少数人发展，而是共同发展。
在理论支持的背景下，政府给社会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诞生了一众现代企业和企业家。 当阿里和腾讯从艰难创业到发展成为富可敌国的国际互联网科技巨头，这是一个时代的胜利。
因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才可能诞生并成长出像阿里和腾讯这样的伟大企业。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像马云这样的伟大企业家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并开创属于他们的时代。
共同富裕经历近40年的发展，让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0.9万亿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增长了112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实际增长100.8%。此外，脱贫等三大攻坚战取得了重大突破。
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放开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矛盾也日渐凸显，财富积累不等现象突出。简单讲，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
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到2016年，统计局的数字为0.465，而西南财大的数字高达0.61，北大的数字也有0.5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再一次成为重大议题。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再到近期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都多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矛盾之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庞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构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按照政府、企业、居民三大类别，我国居民收入占比长期处于下降趋势。2000—2010年，居民收入占初次分配比下降7.08个百分点；2010—2020年，综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但依然偏低，由此导致低收入群体规模仍然较大。目前，全国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约为3亿，低于2000元的人约为7亿。
同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下降，近年来又有所回升，2019年仍达0.465。这制约着民生改善，而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有限也影响到消费结构与水平，进而降低国民经济增长后劲，乃至影响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民生保障制度亟待优化，存在的短板亟待补齐。教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依然存在，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一线城市；在就业方面，虽然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年均有1000多万人，但就业质量仍然不高，劳动者报酬偏低。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2020年，多数居民养老金月均水平仅有107元，重大疾病仍然是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养老服务处于总量供给不足、服务结构不良、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短缺状态。
然而，在不平衡发展的另一边，却是上层阶层的歌舞升平。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公布的估算数据，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2017年虽然已超4亿，但依然仅占总人口比重28.6%。并且，全球最富的前0.1%年均增速是4.4%，前1%年均增速达3.5%，后50%年均增速在3.5%，中等收入群体则处于1%的年均增速，形成典型的“M型社会”——两头大、中间小。
因此，近期的诸多整治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正是用国家的力量，以公众的名义发起的一次转向，以引导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使然。
比如，中纪委官网近日发布的题为《斩断娱乐圈乱象背后的资本链条》的专访文章，就明确指出了当前中国国内资本在文艺界存在“无序扩张”的问题，认为若任由资本在文艺界“无序扩张”，就会使文艺丧失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继而“瓦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同时，国家进行了包括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反垄断，在互联网行业加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强力约束资本的任性妄为，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宣布996违法，给人们留下更多的个人空间去娱乐、学习以及进步；教育去资本化、房产去金融化、医疗去市场化，以减轻普通人在教育、房产、医疗的负担，让普通人能够尽可能轻装前进等措施。
当然，“极端监管”不太可能蔓延到每个行业，政府依然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5G网络等基础技术。从这一层面来说，此次当局对互联网的整顿也是为了让国内的资金转向、投到实体经济中去，让中国拥有更强大的高科技和制造业。
强调公平，来了总比不来好。无论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还是通过捐赠、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都是改革的一个必然进程。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必将在中国大地上率先成为现实，并对人类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