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当人们走过饥荒年代，进入技术化的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时，肥胖也随之而来。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肥胖人群的比例都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尤为严重。不论承认与否，我们都已走进一个疯狂制造肥胖的时代。如今，肥胖不再是个体现象，而成为了一种“现代病”。
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瘦子，而中国超越美国，肥胖人口已近9000万。其中男性4320万，女性4640万，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
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数进一步显示：中国成人（≥18岁）的超重比例为34.3%，肥胖的比例为16.4%；6-17岁儿童青少年中，超重比例为11.1%，肥胖比例为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为6.8%，肥胖率为3.6%。
是什么制造了国人的疯狂肥胖？疯狂制造的肥胖又将给人们带来什么挑战？
走进肥胖时代
身体质量指数（BMI）是衡量体重水平中立而可靠的指标，也是衡量肥胖最常用的指标。BMI即一个人的体重（kg）除以其身高（m）的平方的结果（kg/m2）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25≤BMI≤29.9为超重，BMI≥30则为肥胖。
但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人的体脂比例可能比较高，在相同BMI水平下，心血管风险和全因死亡率高于白人。
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BMI表现良好，但BMI依然不是评判肥胖的绝对依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肥胖指的是可能损害健康的异常或过多的脂肪堆积。当体内脂肪过多，会引发代谢紊乱和炎症反应，进而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肥而不胖的内脏肥胖甚至将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BMI不太高的人群中，腹部脂肪增加更是独立的危险因素。NEJM杂志上，就曾刊登了这一影响的荟萃分析结论。结果显示，向心性肥胖的所有指标（如腰围和腰臀比）均与较高的全因早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许多指标的关联呈非线性（即呈J形或U形），但大多数指标均有明显分界点，超过该分界点后，死亡风险持续增加。比如，腰围分别大于90 cm和80 cm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风险几乎呈线性增加。
然而，不论是BMI还是内脏的肥胖，现在，基于中国国家营养调查（CNNS）、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CCDRFS）等多项调查研究数据，中国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平均BMI和腰围均呈稳定增长趋势。
根据2004年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当年我国成年人的肥胖率为3.3%，其中25.9%的肥胖人群为“腹部肥胖”（当时定义肥胖的BMI标准为30kg/m2）。而经过十年的发展，2013年到2014年间，我国人群的总体肥胖率达到了14.0%，其中男性与女性的肥胖率分别为14.0%与14.1%。
就“腹部肥胖”来说，该亚群人群数量占整体肥胖人群数量的31.5%。其中男性与女性的“腹部肥胖”率分别占据30.7%以及32.4%。
以CNNS数据为例，中国≥18岁成人的平均BMI从1982年的20.9 kg/m2增加到2010-2012年间的23.6 kg/m2；同期中国男性平均腰围从80.0 cm增加到82.7 cm，女性平均腰围从76.4 cm增加到78.5 cm；超重肥胖率从1992年的20%大幅增加到2015-2019年期间的近50%。CCDRFS数据同样显示，10年来中国人整体BMI更高。
基于此，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建议将中国人群的超重和肥胖BMI临界值分别定义为24.0 kg/m2和28.0kg/m2。但无论采用中国标准还是国际标准，中国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在迅速增加。
根据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估算，根据WHO标准，中国的肥胖儿童数量最多，中国成人肥胖数量仅次于美国。如果使用中国标准，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肥胖病例最多的国家。
肥胖之伤
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超重与肥胖都带来了重大挑战。
就个人而言，超重和肥胖增加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的患病风险，在中国，人们的超重和肥胖与高血压、2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癌、肝癌、卵巢癌、胰腺癌等疾病密切相关。此外，BMI指数与过早死亡率存在着U型或J型关联，体重不足、超重和肥胖都会提高过早死亡率。
比如，肥胖会造成胰岛素抵抗，降低胰岛素敏感性，这也是导致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一个人体内的胰岛素抵抗过高时，胰岛要分泌远远超过正常剂量的胰岛素才能控制好血糖，而胰岛也会因为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下变得衰竭。当胰岛细胞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时，也就形成了2型糖尿病。
研究显示，肥胖人群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比平常人要高4倍。此外，BMI为22-23时，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远远低于23-31的时候发病风险；而BMI为35时，女性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高达93.2%。
除了导致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升高，肥胖还影响着人类寿命。据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的研究显示，在成年早期（25岁）和中年（44岁）之间体重的变化，可能对过早死亡风险产生重要影响。
对社会来说，过多的超重或肥胖人口则将给国家的健康收益以及经济利益带来巨大的挑战。一份长达250页的标题为《肥胖的沉重负担：预防经济学》的报告指出，经合组织估计肥胖及其相关的健康并发症将降低其成员国的年经济增长，这些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智利和墨西哥。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50%的人饮食不健康，1/3的人没有进行足够的体育锻炼，2/5的人没有摄入足够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发生逆转，那么在接下来的30年中，将会有60%的糖尿病，18%的心血管病，11%的痴呆和8%的癌症病例是由超重引起的。而这将产生4.62亿新发心血管疾病和2.12亿新发糖尿病病人。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负担，并长期影响着社会发展。
世界肥胖联合会提出应该通过一系列政策，例如广告法规，食品和菜单标签，大众媒体宣传，体育活动，移动应用，学校计划和公共场所健康计划的制定来促进大众减重或保持健康体重。
同时，经合组织的专家们认为，对付肥胖症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对不健康的食品广告进行监管。在这些方面每花费1美元，就将有超过5美元的投资回报。不难发现，肥胖当前，人们已经愈发重视肥胖问题带来的可能的挑战。
肥胖如何被制造？
当然，肥胖的诞生是多因素共促的结果。近日，《柳叶刀-糖尿病及内分泌学》封面就刊登了中国肥胖系列文章，试图总结中国人群超重或患肥胖疾病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导致中国人趋于肥胖的各个层面因素。具体来说，研究人员采用了三级框架进行了分析，这三层框架包括系统因素、环境驱动因素以及个人风险因素。
从系统因素来看，主要指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府政策等大环境因素。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是制度、群体行为、营养摄入等方面的转型。以科技发展为例，科技进步拉动了农产品创新，从而降低了食品价格，刺激了食品消费，但却带来了能量过剩问题。科技也在节省劳动力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人类体力活动的减少。
同样，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获取垃圾食品的便捷途径、中国人认为能吃是福的文化观念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肥胖问题。比如，老一辈人通常认为“大体型”更健康，尤其是在儿童中，大体重和体型通常被误认为是健康成长。再比如，对孩子文化教育的投入，侧面导致青少年儿童运动不足。
环境驱动因素则包含了城市化、城市规划与建筑环境、食品系统与环境等。城市化是导致中国人群超重或肥胖的因素之一，从1980年到201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居住比例从19.4%猛增至60.6%。这期间，伴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以及小城市人口迁入大城市。
城市人口的扩增，重塑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模式，高消耗的农作劳动逐渐被加工制造以及服务业的低强度活动所取代，体力活动的减少，成为了直接造成超重或肥胖的原因之一。
最后，就个人风险因素来看，则包含了饮食、体力活动、遗传易感性、社会心理因素等。面对肥胖，饮食与营养因素首当其冲。近几十年间，中国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2012年间，即使人们的整体能量摄入降低，但是脂肪摄入却从18.4%攀升至31.5%。而即使总体能量摄入呈现降低趋势，但是由于人们体力活动的减少产生了抵消，最终还是处于能量过剩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逐渐趋于精加工食品、高糖高脂食品、动物源性饮食为主要特征的西式饮食模式，蔬菜、粗粮的食用比例不断降低，营养过剩导致的超重与肥胖变得显而易见。
快餐和包装、加工食品迅速增加，但营养价值并不高，超市和在线购物让人们吃零食越来越方便。此外，食物的烹饪方式也在悄然变化。蒸或水煮食物摄入减少，不健康油炸食品摄入增加；外卖和外出就餐往往带来更多高脂、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进而增加总热量摄入。
此外，缺乏运动和久坐的现象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中也很普遍。2017年对超过13万名7-19岁学生的调查显示，2/3未达到WHO的建议（每天至少60分钟的中高强度锻炼），1/3没有达到每天看屏幕＜2h的建议。
并且，睡眠不足也是中国人群肥胖的危险因素。2011年，超过55%的3-17岁儿童和青少年睡眠不足；5.5%的18-44岁成人和11.9%的45-59岁成人平均睡眠少于7小时。一项随访8年的中国成人前瞻性研究显示，每天睡眠6小时或更短的人群，体重增加（≥5公斤）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要高于那些每天睡眠约7小时的人群。
终于，在这个充斥着垃圾食品、健康成本越来越高的时代，拥有健康、匀称的身体不再是常态。肥胖不再仅仅属于个体，而成为了一种“现代病”。在疯狂制造肥胖的时代里，“肥胖”正日渐包围人们的生活。突围是挑战，也是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