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人类成为超人类,会带来什么惊喜和惊险?

文/观察未来科技

在包括基因工程、仿生学、纳米科技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人类正在不断强化自身的技能,走向“超人类”的未来。

实际上,超人类主义者们也是这样相信的,超人类主义者们相信“超人类”的必然趋势,并认为我们应该更努力创造出比现代人更进步的新型人类。而新型人类也将比现代人更聪明、更幸福、更善良,而且寿命以百年计。

超人类未来是否真的会到来?又将达到什么程度?面对超人类未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又将面临什么风险?

历史上的超人类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超人类”其实只是一个比较之下的概念。

想想千万年前的古老民族,比如,印度的桑提内尔人和安达曼人、印度尼西亚的科罗威人、秘鲁的马什科·皮罗人、澳大利亚的宾土比人、越南的鲁克人、巴拉圭的阿约里奥·托托比戈索人、纳米比亚的辛巴人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几十个部落。对于这些古老民族来说,“超人类”其实就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只不过,处于非技术文化中的古老人类并不能理解属于现在的人和文化。

显然,那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人要庆祝引力波证据的发现,因为这个证据证明了百年前的广义相对论。他们也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有原子钟,为什么需要GPS卫星来认路,或者我们的平均寿命为什么能达到八十岁,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依靠火车、高铁,我们能够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移动得更快,甚至能够搭载火箭飞向太空。这对于古老民族来说的超能力和超人类,在今天,却只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在历史的维度下,今天的现代人,自然也在追求未来的超能力和超人类。当前人们对超人类主义的追求,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到18世纪或更远。并且,近几十年来,基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交叉发展成果的乐观预测,持“技术无所不能”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人类基因,创造出更聪明、更健壮、更长寿的新人类。

具体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人类正在朝着这两个方向前进。一方面,是形体上的变化。实际上,今天人类种群的变化速率之快,已无法通过生物进化和基因库的变化来解释。身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营养水平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卫生条件、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改善,西欧年轻男性的身高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约 11 厘米。发达国家的相关趋势还有体重增加,少年更早步人青春期口等。在外貌方面,人们正越来越普遍地通过医美等技术来美化外貌及提高身体机能。

另一方面,则是智力上的变化。考虑到所谓的弗林效应,世界上大部分区域的平均智商每年都会增长约0.3,且这一趋势已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智商的提高似乎是由几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但人们尚无法确定最主要的因素是哪个。有人解释说,智商增长完全是人为的假象,原因是人们对智商测试的题目越来越熟悉。显然,这种解释是值得考虑的候选答案之一。但人们后来发现,由此提高的数值最多只能占总增长量的一小部分。

另外,当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心理状态被视为是可以用精神药物治疗的障碍症。比如,过去被认为是害羞的表现,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诊断和视为社交焦虑障碍。而如果在数小时的紧张学习后出现疲惫不堪的“障碍症”,甚至也有由安非他命制成的药物,来缓解学习疲劳和满足自身其他需求。

超人类的降临

如果说药物治疗的叫做疾病,只是改变身体机能,那么,越来越多的技术却是脱离药物治疗,而单纯地增强人体机能。

比如,如今,美国已有超过 1%的人在孕育新生儿的过程中用到体外受精的技术。这一技术逐渐开始改变人类的繁殖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如存在家族性遗传病史,那么体外受精技术还会与基因识别技术相结合,通过后者决定该放弃还是移植已成型的胚胎。这种基因识别技术往往被看做是通往设计婴儿和人类克隆技术的道路上的一道大门。

并且,通过眼镜和助听器的辅助,我们能够在视力和听力退化后的数十年间继续工作,做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智能手机和类似的电子设备则扩充了我们的认知方式,提升了我们的交际技巧。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了“延展意识”的概念,即认为我们的意识能够延展到外部,并不受颅骨或身体的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技术都可以被看做是对人与生俱来的能力的增强,正是因为有技术的辅助,我们才能做到一些单凭一己之力要花大力气,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就目前来说,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有待增强的地方还有许多。

而这种对未来人类的思考方式也已经变成一种国际性的思潮或思想运动,甚至被认为这是一种学说、哲学或使命。1998年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和大卫·皮尔斯创建了世界超人类协会。

超人类主义有各种定义,或者有不同流派,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通过科学和技术,人类可以并且应该超越目前意义上的人类,克服其在生理和智力上进化的局限性,超出我们环境的物理极限,改变“人类生存条件”。超人类主义者相信,在未来的一个或两个世纪中,人类和整个世界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的后代将不再是“人类”,而是后人类。

超人类主义鼓励延长生命、人体冷冻技术、增强身体和心理的功能、把人类意识上传到电脑等领域的研究,以实现人类的个性和身份的完整控制权,并获得离开这个星球的能力,而这将从根本上为人类文明带来提升。比如,人类在几千年前才发展出有效率的书写型态,借文字作品储存信息;当人类发明了人脑之外的储存空间,也大幅提升了人类的智力与回顾信息的能力。

以此类推,人类机能的增强的根本提升也是同样的道理,多数超人类主义者着重于特定能力强化的正面意义:增添幸福感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到人们对于幸福的普遍追求;提高善良美德的权利或义务,让人们相信可以改善生活;提升智力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真相,找到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最后,延年益寿则是想要拥有更丰富充实的人生。

超人类的未来迷途

尽管在被称为“超人类主义运动”中,人们希望通过类似的技术来增强人类智能,但还需要面对一个且是唯一的阻碍,就是人类的伦理道德。

纽西兰哲学家尼可拉斯·亚加(Nicholas Agar)从哲学的角度对超人类主义进行了批判。假设,先进技术增强了一只宠物小狗的认知能力,让小狗的脑部变得和人脑一样大,甚至拥有能够理解语言的神经结构。历经生理上的改造后除了舌头和喉咙的构造能发言发声,前爪的脚趾也能执行细腻的动作,让灵巧的小狗能够敲键盘、穿针线。

在语言、认知、行为等功能逐步发展下,小狗开始就读地方小学,不久后甚至进了高中和大学。原本的日常生活对小狗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在街区散步、嗅闻灯柱不再让小狗感到兴奋期待,这只被改造的小狗也开始质疑为什么只有主人不在家时才能溜上床睡觉。

亚加认为,与其说这是“强化”了小狗的能力,不如说是“消灭”更贴切。现在的小狗关心、相信、渴望的事情和以前几乎都不一样了,变化之大,原本的“小狗”已不复存在。

换言之,超人类主义不是强化了人类,而是将人类导向消失一途。正如千年前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要是希望朋友享有美好的人生,就不该祝他成为神。”这样的愿望会改变人的本性,让朋友这个“人”走向终结。亚加所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超人类主义并未回应人类关怀与渴求的事物,反而创造了非人的欲念。

并且,尽管超人类主义宣称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逐渐控制自然选择,例如采取手段降低过去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但这样一来,没有经历过筛选就出生的人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因为这让越来越多低能的人得以存活。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利用技术手段掌控生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此,我们要让符合我们期望的人出生。然而,从预防最糟糕的情况到对孩子进行筛选之间,虽然只需要轻松跨越一步就可以实现,但实现优生学的背后却是一个被忽视的政治炸弹——通过消除最弱者,对人类物种进行针对性改良,这始终与纳粹主义最严重的罪行联系在一起。

要知道,消除偶然性的愿望是所有极权主义萌发的因素:创造一个听话顺从且容易被控制的新人类;让历史不再包含有限性和自由带来的偶然性;达到一种不让时间本身产生新事物的所谓“完美状态”。连带着,有性生殖的消失是可能的,因为胚胎的制造和筛选都是以体外受精为前提的。

不可否认,超人类主义是现代性到来时形成的诸多承诺之一。借助于医学,人类至少可以活到100岁甚至更多。超人类主义重现了孔多塞在18世纪做出的预言:伴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可以终结死亡。它延续了优生学的伟大捍卫者弗朗西斯·高尔顿在20世纪初时的期望:用生物学改善人类,使之能够达到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高度。

超人类主义者是不会适可而止的,但这也是危险的,避免一切生命都会有的缺陷,既是冒险,也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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