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文字记载起，时常能在古代文献看到疫、疾疫、疠等文字，依现代学者推测，这些有关疾病的文字可能含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感冒等多种传染病。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疾疫记录是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大灾」，根据《公羊传》的解释这场「大灾」就是大疫。之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加，有学者粗略统计中国历代疾疫发生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在医疗卫生尚未发达的古代，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与其他天然灾害有关。一般来说，大灾之后，就是大疫的开始。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除了旱灾外，水灾过后也会导致疫情发生，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地区发生大水灾，来年三月就爆发疫灾。自古地方志即有「三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的说法，反映出古代传染病之普遍。
古代的公共卫生「隔离」概念的出现
自古防疫就与中央朝廷有密切关联，在周代，「医」就已独立于其他职官之外，设有医师职官。周代民间疾疫也有专门的医生来治疗，称为「疾医」。秦汉时公共卫生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论衡》已有告诫人们不可吃老鼠碰过的食物；《金匮要略》也写道绝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或是掉在地上的果实。秦代时还会透过立法来控制疫情，《秦律》规定凡是麻风病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可见秦代对传染病的处理方法已有初步「隔离观念」。
汉代延续秦代作法，灾疫发生时朝廷也会推出相关政策，要各地方政府在农村设立告示，并倡导简单避疫方法，让民众提升警觉以此控制疫情。如疫情过于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朝廷也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如开仓放粮、减免租税、从各地调来粮食物资保障疫区居民基本吃穿。或是皇帝头缩减享乐开支，用于救助疫区病患，或是将朝廷管辖的土地给予疫区居民开发，让他们能够在灾后回覆生活。甚至汉元初六年（119年）发生瘟疫，据《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夏四月，会稽（今江苏省苏州城区）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直接派太医亲自到民间为百姓治病。
汉代也延续秦代的隔离措施，《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2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平帝（公元前9年－6年）下令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染上疾疫民众的隔离区域，集中给予病患进行治疗。
甚至军中传出传染病，也会隔离观察。东汉桓帝（132－168年）延熹五年（162年），东汉军事家皇甫规（104－174年）所率的军队于行军途中突发时疫。《后汉书》载：「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今甘肃省与新疆自治区），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由于军队士兵密集，一旦发生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皇甫规先将染病的军士安置在庵庐里，让他们与健康的士兵隔离开来。
可见突发传染病，便采用隔离病患的方法在两汉时应当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隔离病患这一措施，推行时并非都无抗议声浪，如在魏晋时就曾有官员染上时疫，当时规定只要有三人以上感染，即使没有得病的官员在百日内都不可入宫，不过这样的隔离方式，却引起当时人的不少批评。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升温中，民众一边在努力排队抢口罩、酒精等医疗物资，另一边则是对来自武汉，或是对去过武汉的人感到害怕，更对于封城管制感受到不少心理压力。自古以来，传染病的爆发都是在考验人性，虽然隔离是最有效避免疫情扩散的方法，但在面对病患时如果能多一份同理心，相信会弥补起因为隔离而被分隔起来的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