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不慎摔倒在浴室门边，两天后便与世长辞。这位老人的去世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进士，后入在翰林院当值。随着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战争的爆发，蔡元培逐渐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的本质，他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支持清朝转到反对清朝统治，直至1905年加入同盟会。
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在加入同盟会之前他就是光复会的会长，在这之前还曾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员和女校校长等职位。
从1907年开始先后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法国，个人阅历以及文化素质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武昌起义后回国，从1912年1月开始，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可惜这个总长的身份仅仅维持了半年，就与袁世凯的专制政府决裂进而辞职，随后就又踏上了去德国路途。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务，因为蔡元培的个人的丰富的阅历，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蔡为教育总长时，范为教育次长，两人搭档很不错）就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从法国回到北京，随即得到了黎元洪的亲自接见，黎在四天后就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受到大总统的亲自接见，但是这位蔡校长对这位大总统，非但不感激涕零，反而很快就开始“恩将仇报”了。
1917年1月24日，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二十多天的蔡元培，就给总统府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很感谢大总统邀请自己在1月28日共进午餐，但很抱歉，自己当天已有安排，要去参加同学会。
全文如下：
大总统府礼官处公鉴：
径启者：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时怀仁堂之宴会，不胜荣幸。惟同日同时，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专此，祗颂公祺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谨启
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黎元洪在此之前还频频向蔡元培“示好”，其中就包括把总统府的开支压缩到50万多元每年（袁时期总统府每年开支190多万），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教育。黎大总统为了显示诚意，还提前四天就向蔡元培发出邀请，没想到最后还是得到了蔡元培拒绝了同他共进午餐的回复。
蔡元培是真的没有时间吗？在同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讲中，我们或许能发现他拒绝黎元洪的真正原因，节选如下：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嘲笑批评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且因为以做官而非求学为第一本位，“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
面对这种状况，蔡元培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学校的学风，尤其是改变学生的观念。北京大学在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风呢？这就要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说起了。
光绪为了救国图强发动的这次维新运动，因为触及慈禧等顽固派的利益，最后被镇压。光绪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外，其余全部被废除。1912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诞生于晚清那个腐败透顶的社会，身上残留的那些封建观念，是蔡元培重点要割除的东西。为了重塑学风，蔡元培以身作则，于是就毫不犹豫的拒绝了黎元洪这个“阔老师”的邀请。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逐渐形成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北京大学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正是在这样氛围的熏陶下，到1919年的5月3日晚，才会有北大学生用血书所写的四个字：还我青岛。在这位北大学子的激励下天亮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众多文人雅士都曾对蔡元培做出过很高的评价，其中我最认可梁漱溟所说的一句话，也用这句话来结束本文：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