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当前，气候变化已从一个遥远的危机走向现实的生活。
气候变化是人类排放到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而形成的一个笼罩地球的“温室”的后果体现，气候变化使得原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光和热及其反射过程平衡被打破，以至于扰乱地球的水循环系统。
才过去的2020成为有历史记录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最暖年”，与2016年持平纪录。同时，在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有44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其中25起发生在美国。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日益加剧。
气候变化几乎用一直最直接的方式将人类连成命运共同体。仍然存在的气候怀疑论也好，气候阴谋论也罢，21世纪第3个10年里，这场气候的净零碳排放大转型都已经成为定势。其中，“碳中和”是全球级别的目标。在碳中和目标中合作，在碳中和目标中竞争，实现合作大于竞争，几乎成为对人类的一场大考。
碳中和上升全球目标
尽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用许多模型和情景推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年平均气温比150年前升温不要超过2度，甚至不要超过1.5度”的结论。但根据最新纪录，相较于150年前，全球已经升温1.25摄氏度，地球上的很多地区的升温早已超过1.5摄氏度。
这意味着，如果各国不干预碳排放，按照联合国推测，世界各大洋将持续变暖，冰雪将继续融化。以1986-2005年作为参照期，至2065年，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24-30厘米。至2100年，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40-63厘米。即使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大多数影响也会持续数世纪之久。
2015年，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法国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巴黎协议》，以期能共同遏阻全球变暖趋势。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若实现《巴黎协定》对气候变化的推测和控温目标，全球必须在 2050年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碳中和”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强调碳排放与碳去除实现平衡，即在一定时间内通过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途径，抵消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随着“碳中和”而来的还有“碳达峰”。碳达峰代表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随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拐点。然而，碳达峰并非攀高峰，而是在拉低峰位的基础上达到合理排放峰值。可以说，“碳达峰”是为最终实现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当前，碳中和大行动已经开启，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公布净零排放的意向及目标。美国、欧盟、英国、日韩等国家地区纷纷将时间目标定为2050年，提出无碳未来的愿景。
美国方面，有超过25个州、500个郡和城市、2275个大型企业、350所大学和机构，通过“美国承诺”运动，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加速清洁能源转型。2021年1月20日，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签署17个“总统令”，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回归《巴黎协议》，同时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重新加入《巴黎议定书》的申请。
欧洲方面，根据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在 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消费的比重需达到32%。在EDCP中，这一比例预估上调为33.1-33.7%。本次提案进一步上调目标至 38-40%。同时要求 2030 年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降至 20%以下，可再生能源提供 2/3 的电力（目前 32%）。
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碳中和的目标政策正逐渐落地。2020年 9月，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再次强调，至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1月，国家生态环境部正式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上海、江苏、广东等多省市同时出台碳达峰有关规划。
碳中和上升至全球目标，全球合作势在必行。
零碳革命任重道远
承诺是应然的，挑战却是实然的。
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一个大系统，一个由大系统和无数子系统组成的大体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成本，在没有出现解决温室效应的革新技术前，各国必然争论减排经济成本的分配。因此，一直以来温室气体谈判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致使全球各国合作难以维持。
发展中国家期望进一步发展而承担相对小的义务，而发达国家则不想仅仅自身加大减排力度而与其他国家共享减排的收益。这也正是历届气候变化峰会所反映的主要分歧所在，即各方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碳排放应该付出多大的代价问题。
当前，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能源生产和消费继续向低碳化、电气化、高效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能源革命深刻影响下，过去全球性的碳博弈也逐渐转向新能源革命。当新能源成本的降幅已经足够大，技术进步也足够快，或许就能够以可控制的成本实现向新系统的转变。
然而，假设到2050年完成向全球零排放经济的过渡在技术上确实可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纯粹经济力量就能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在许多领域，脱碳替代物的成本优势充其量也就一般，这些技术还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成为所有相关领域的主导技术。另一方面，阻碍向新技术转移的巨大惯性总是存在，尤其是在熟悉的方法和系统将要被全新方法和系统取代的领域。
如此规模的全球体系转型不会自行发生，它需要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包括监管、激励和政府支持的研发。这需要各个国家在竞争中合作，并明确认识到世界各国在过去行为、现在责任和未来需求方面截然不同的立场，以期实现合作大于竞争的目标。但在全球政经的不稳定中，全球合作仍面困境。
就中国来说，今天，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29%，高于美国和欧盟排放量的总和。也就是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强度高，科技支撑碳中和目标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事实上，虽然近些年可再生能源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作为“世界工厂”，我国生产了全球约56.5%的钢铁（2020年）与55.7%的水泥（2019年），而这些行业都为较难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行业。化石能源依旧提供电力、热力和交通移动力85% 的能量来源，也就是说，想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就要颠倒今天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85:15的比例。
过去二十几年里，中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加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当前，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却具备全球领先优势。根据IRENA数据，2019年中国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34%、 35%、27%，均居全球第一。
然而，能源生产虽然重要，但能源消费同样重要。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端口上，如果不能打通或超越“碎片化”的障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依然挑战巨大。想要打通端口间的障碍，就需要强技术创新能力、人才和经营管理能力。
从减排技术角度，我国一直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近年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出台激励政策及规划、部署科技计划项目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措施，但如果仅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等，现有低碳、零碳和负排放技术难以支撑我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脱碳、零碳、负排放技术供给存在不足。
与此同时，如果政策激励不到位或者激励错位，就无法有效激励创新和吸引投资来支撑目标实现。如果政府的官员绩效考核没有将落实净零碳转型提高到最高层次，也依然不会有实际成果。
此外，很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履约过程中，积极推进减排，积累了相对多的经验和基础。但是，中国的民意基础、企业行动、技术储备、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则相对滞后。这些都增加了落实目标的难度，挑战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加速转型博弈中的韧性和竞争力。
气候变化是复杂的科学体系，其中多种要素相互影响。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人类离不开自然生态对生命的支撑。想要实现全球碳中和，将需要全社会的共建共享。政府需要科学布局引导；企业以创新引领科技向善；公民个体则需要增强环保意识，绿色生活。
这场变革是一次必须打通所有经济社会环节的深层次变革，需要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全球碳中和，任重道远，但也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