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人口零增长，还是来了。
在过去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巨变，生育政策逐渐松绑，从中央到地方也逐步推行生育刺激政策，但人口出生率走低的趋势并未改变。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我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已然逼近零增长时代。
事实上，趋势就在那里，判断零增长早到还是晚到并不重要。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概括到这一个时代，人口趋势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人口变化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人口下降是全球的趋势
人口增长终有时。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愈发明显。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后，从1990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率便逐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则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内在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负增长惯性开始积聚。此后二十多年，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和内在负增长率不断下降。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全国经济和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这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仅48万人。
与2020年相比，全国出生人口从1200万降到1062万，减少了140万左右。与放开二孩之后2016年的1786万人相比，减少了700多万人。同时，人口出生率从8.52‰降到7.52‰，直落1个千分点。与2012年的阶段性高点14.57‰相比，则接近腰斩。这一切，似乎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人口的下降不止发生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惯性地认为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事情。实际上，就在两百多年以前，英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还预言，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食物供给的增加，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的灾难。在马尔萨斯的那个时代，地球人口首次达到了10亿。
马尔萨斯的人口爆炸理论一度被许多国家所接纳。直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R·埃里希教授还在畅销书《人口炸弹》中预测，人口过剩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引发全球饥荒，并主张立即采取行动限制人口增长。
尽管2021年全球人口已经突破78亿大关，但同时，几乎所有地方的生育率都在暴跌，而且进展的速度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2020年7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关于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测。他们分析称，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88亿，而这比联合国2015年预测的整整少了20亿。
研究称，到本世纪末，除非有大量移民涌入，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83个将跌破保持人口水平的替代率临界值，包括中国、日本、泰国、韩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波兰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全球人口减少的征兆最早是从欧洲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量）还能达到平均每位妇女至少有3.0个孩子。而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198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更低。今天，一个典型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则大约在1.7到1.8之间。
其中，2.1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在人口学中被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简言之：人口再生产。倘若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足2个孩子，就是人口减缩再生产，总人口就会不断减少。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同样经历了生育低潮。美国的生育率在2018年下跌到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仅1.7，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并且，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估计，新冠疫情及其伴随的经济衰退还将会使得2021年美国新生婴儿数大幅减少30万至50万，产生所谓的“生育低谷”。
这一趋势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验证。生育率和新生儿人数连年走低几乎成了全球性的趋势，连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未能避免。
人口下降，原因为何？
在不同国家、不同体制和不同国情下，全球人口的普遍下降，必然有什么共性的理由，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贫富差距已惊人的速度在扩大。
全球知名的慈善组织乐施会于2020年一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19年，全球最有钱的2153个富豪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困的46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0%）的财富总和。截至2019年6月，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他们坐拥财富总和的81.7%，而1%最富有的人拥有45%的世界财富。
这意味着这一群体拥有的财富两倍于世界90%人口（69亿人）的财富总和。而另外，从性别和地域来看，乐施会发现，全球最富有的22位男性的财富总和超过了非洲所有女性的财富总和。
除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外，城市化的进展和女性权利意识的提高几乎是在全球各个国家都存在的，也是导致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育经济学的账本，它把孩子从农业时代的“资产”变成了“负债”，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包括房价、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我国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就已经达到了大约64%，因此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生一个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一把米”的概念。
众所周知，在中国，结婚生育将意味着开启高房价、高物价、高教育成本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生反而成为了更好的选择。就房价而言，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一个让人心跳的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兴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
就教育成本来看，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每个人都想给小孩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而优质教育是需要财力才支撑得起的。养育孩子也有时间成本，还会影响职业发展。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只能请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带小孩，这都是生育成本。特别是后者，有时甚至意味着要放弃职业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化往往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她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有更多避孕措施可供选择。同时，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对婚姻和育儿有着重大影响的家族和宗教的权威影响在下降。年轻人在婚姻和生育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生育已经从一种传统的必须，变成了纯粹个体的选择，“家”的概念、家族主义在下降。综观历史，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通常涉及三个基本架构，由内向外推展分别是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以及由家庭组成的地方社群。家庭身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地位不容挑战。新家庭的起始点——婚姻，更是焦点所在。
但现在，由地方政府及机关提供的服务，则替代了过去家庭肩负的责任：家庭照料个人的温饱、健康、教育及住屋。传统家庭在照顾个人方面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国家及市场力量所取代。由于家庭不再是个人生存所必需，一连串影响家庭及婚姻的变化开始出现。
而面对于一个低欲望社会的现实局面，婚姻的观念一方面开始因为贫富差距与社会生存压力的加大，以及人权平等意识的觉醒而逐步遭到瓦解。另外一方面则由于人类自然生育能力的下降，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传统的婚姻观念带来了冲击。而当传统的婚姻观念在不断被挑战与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治理方式却没有跟上社会文化变迁的步伐。比如在结婚率与出生率呈现双双下降的今天，我们依然还对非婚生子的户籍问题设置障碍，我们依然还对辅助生殖以及代孕问题不能承认其合法化。而这些陈旧的法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结婚与生育带来进一步的制约。
此外，经济因素加剧了新冠疫情中全球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由于疫情导致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在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会先考虑会否失业或财务可否保持稳定。因此，人们可能比从前更加可能放弃生孩子的愿望，“推迟要孩子”有可能成为“放弃要孩子”。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会比前一年更少。而更无法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个社会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而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
人口减少带来社会风险
人口减少似乎成为了定局，这一结果已经无法改变。而当前，人们唯一可做的，是在人口下降带来真实社会风险的时间窗口里做准备。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新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社会面临劳动力减少以及消费减少的风险。三十年来，日本的经济基本停滞不前，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其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导致了消费越来越少，随之导致需求也越来越少。这与工作人口的减少一样，成为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一方面，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这是一种针对农村居民的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
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这或将导致中国加快推进延迟退休的决策。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另一方面，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将受到冲击。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
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在1938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技术创新、发现新疆域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旦这些因素发生逆转性的变化，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继而出现持续的就业不足问题。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靠的正是“人口红利”，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趋于长期下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显然，代表经济活力的劳动阶层在明显下降，代表成本负担的退休老龄阶层快速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国民的消费力一直很难提振的根本原因。
基于此，当前，对政府而言，应该尽快采取政策减轻人口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去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结构，比如延迟退休或尽快制定扶持乡村地区发展的政策。当然，光延迟退休就不简单，这要涉及到薪酬改革、晋升制度改革等。人口总量总有开始下降的一天，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不可逆趋势，但在那一天到来以前，我们先要有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