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3月，美国疫情爆发。
10月9日，全美已累计超过78万人确诊，累计死亡超过21万。尽管数字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疫情仍然起伏不定。除早期疫情比较严重的纽约等地生活正在逐渐回归正常之外，其他地方还在等待转机。
从物质层面说，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与美元霸权没有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从人口角度来看，美国总人口约3.3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按照常理，美国抗疫应该比中国更为容易，也更为高效。
然而，现实情况却正好相反，在中国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时，美国疫情却进入了持久战。作为全球实力第一强国，美国抗疫为何如此不力？
显然，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抗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文化问题。
当疫情叠加选情
美国作为一个多党制国家，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民众可以选择由谁来执政。在某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在野党可以监督它，使其不要太偏离大家认可的社会契约。而多党制难以避免的一种弊端，则是两党为了争夺执政权的不择手段，包括恶意诽谤、蛊惑宣传等。
2020年恰逢美国大选年，而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在美国的大规模爆发甚至失控，无疑成了美国大选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
同时，政治上，权力、话语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导致政治选战和抗疫对战纠缠，严重干扰甚至左右着疫情防控，使得政府不能高效及时采取措施。
比如，作为美国防控疫情的重要窗口的疫情通报会，本应客观地向公众传递疫情以及政府抗疫的真实情况，以动员美国人民共同努力战胜疫情。但实际上，疫情通报会却被白宫新闻办设计为特朗普的竞选舞台，包括接见一些小企业家、新冠康复者、志愿者等不同人群，让他们上台表达对特朗普的感激之言等。
除了将疫情通报会变成竞选舞台，为了不让经济拖住大选的后腿，特朗普在疫情仍然蔓延、没有出台有效的防护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赶快复工复学。这些出于选举考量的决定，让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
这也让共和党的州长们也都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转。乔治亚州州长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将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党籍亚特兰大市长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说她对开工复学施加的种种限制违反了州长命令（二者后来达成共识，州长在8月份撤诉）。
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乔治亚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经有学生和员工染疫的情况下，还要求学生必须到校上课，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则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师生中任何在媒体上批评该校的人都将面临纪律处分。
大学情况也并不乐观。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到9月10日为止，在他们调查的1600所四年制的公立与私立大学中，累积了至少88000个病例。其中，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马大学，从8月中到9月，发生了1889个感染案例；在衣阿华州立大学，则发生了1200多例。
此外，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疫情问题上的相互攻击更是分散了抗疫力量。
特朗普攻击民主党的无能与混乱，因为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州州长都是民主党人，如重灾区纽约、加利福尼亚、新泽西等州。同时，他还指责民主党试图将病毒政治化，试图以疫情严重为政治工具来攻击他。
在特朗普看来，正因为民主党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了大量外来人口带来病毒。于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人不顾美国人民的安危，让更多的美国人民失业饥荒。
而民主党的官员们则抨击特朗普撒谎成性，抗疫失误，无所作为，为了选票表演总统，任意专断。他们提出生命至上，攻击特朗普不顾人民的死活，重启美国经济，主张禁足、暂停经济以抗疫。
选情与疫情叠加，终于，在美国的党派争夺中，疫情一再恶化。
从反智主义到认知扭曲
关于美国人的反智主义，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直指美国人的一种罗曼蒂克式信念和心态，即大众民主应该支持“天生的、本能的、民间的智慧处于优越地位，凌驾于文人和有钱人的教养、学问、和自我牟利的知识之上”。
于是，实际经验比充满想象力的思考更重要，本能的情感战胜了贫血的理性。就像福音派教徒拒绝接受有学问的宗教和正式组织起来的教牧体系而更喜欢内心的智慧和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那样，平等政治的支持者摈弃训练有素的领袖，更喜欢普通人的内心感受，直接了解真理。
这种对普通人智慧的偏爱在民主教义的最极端声明中成长起来，变成攻击性的民众反智主义。
反智的问题从上到下都存在，而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更是在疫情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美国疫情爆发后，特朗普先公开表示新冠肺炎只是一种感冒，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4月，特朗普更是独创了史无前例的消毒液治疗法，建议医学界研究向人体注射消毒剂来消灭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线照射病人身体达到治疗效果，他的这些言论一度上榜微博热搜。此后不久，他又竭力推荐疗效未经证实、后来被世卫组织要求停用的羟氯喹，甚至以身示范，公开宣称自己正在服用。
8月，特朗普任命神经科医生、保守主义智库专家、传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加入白宫的防疫小组，因为后者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经在全世界都被抛弃的“群体免疫”）和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传染病专家伯克斯和福奇却被边缘化。福奇作为美国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学专家，却在主流电视台的抗疫防疫的科普中受到政府限制，因此只能到社交媒体上发声。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机构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其中，联邦食品与药物监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浆作为治疗手段，并且疗效达到35%，但随后便被专家指出这些数据没有根据。此外，特朗普为了减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一项指导原则，即如无症状，可不检测。
尽管这样一来，总的病例数目确实会降下来，但是实际病例并没有减少（中国早期计算病例时，也没有包括无症状感染者）。根据特朗普的逻辑，不检测就没有病例，没有病例就没有病毒，无知则无畏。
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戈兰·瑟伯恩在《权力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认知意识形态（cognitive ideology）；二是规范意识形态（normative ideology）；三是变革意识形态（transformative ideology）。
其中，认知意识形态涉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诸如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事实是什么、不是什么等。而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正是对认知意识形态的扭曲。他把“玩弄事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直接向事实发起挑战，甚至通过捏造事实来挑战真相、作弄真相，从而让事实隐身、让真相遁形。
于是，特朗普于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种“新冠病毒不会给美国造成灾难”的信念和愿望，左右着他在整个抗疫期间的行为方式，扭曲了他对科学事实的选择性认知偏好。同时，他对科学事实的选择性认知偏好，又强化了他对“病毒不会造成灾难”的最初认识形成扭曲的“信念和愿望”，综合而成了一个认知意识形态的扭曲闭环。
荒谬的是，这种“信念和愿望”还获得了相当数量美国人的自动配合，双方由此达成一种“认知协调”机制。
这才出现了如“新冠病毒是一种普通的流感、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羟氯喹是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冠神药”、“注射消毒剂可以杀死新冠病毒”等荒谬的言论。这些在剧中人看来显得天经地义、自然而然，但在局外人看来却匪夷所思的。
近日，Lancet、Science、Nature、NEJM等一系列世界最顶级的医学科学刊物纷纷发表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严厉抨击了特朗普的抗疫表现。
其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10月8日发表的社论中，强烈地谴责了特朗普政府的无能和失败，指出是其导致美国的新冠疫情变成一出悲剧。这是NEJM在其208年历史上首次在美国大选前夕明确反对一方候选人，也是极为罕见地以全体编辑名义发表社论。
文章指出，美国原本拥有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研究系统，也有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丰富专业知识以及将这些专业知识转化为新疗法和预防措施的能力。
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忽略甚至贬低专家，摧毁了CDC的信誉、将NIH边缘化，并将FDA政治化，掩盖真相，推动谎言满天飞，不断削弱人们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
显然，学界是失望的。其失望不仅仅在于特朗普在疫情中糟糕的表现，更在于特朗普对科学意识的摧毁和践踏。那些积累了数千年人类智慧、曾经被千万人尊重的权威的医疗指南和建议，那些现代医学里当前证据最强的实践，却在特朗普的一再无视原则和指南下受到了打击和动摇。
这种对科学权威的反感与抵制，利用科学背叛科学的反智主义无疑对疫情的进展与防控造成了巨大影响。
滥用自由的失序风险
对抗疫情是一场上下同行的全民活动，而在美国，除了选情带来的疫情恶化，美国担责还有一部分阻力则源于其民主治理体系的低效缺陷。
民主与自由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精神支柱，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协调：自由关心个人权利，而民主关心对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控制。这意味着两者存在矛盾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呈现紧张状态。对自由的狂热和迷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导致了民主政体的无序化运作。
这种无序化在美国政治中表现突出，譬如行政部门蔑视议会，常以“紧急状态”为由逃避已确立的规则和程序。对于自由的滥用在美国普通群众中也屡见不鲜，这在民众抗议“居家防疫”的游行活动中可见一斑。
同时，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也表现在美国疫情防控民众对于的隐私保护的追求，以病例追踪为例。病例追踪是指由专人给已经发现被感染的人及与其接触过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隔离14天，以防感染别人。
在中国大陆，往往由社区来进行病例追踪；在台湾，则由里长（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及其下属来执行。但由于美国没有这一层政府机构，只能由该市或县雇佣专人来打电话追踪。
然而，追踪病例却在美国做得非常不成功，究其原因，当然和检测手段不够、追踪所需时间太长有关，而人们不愿意配合则是工作不顺利的另一重要原因。
无论是中国用健康码（包括各种身份证信息以及脸部识别功能）来追踪每一个人的行程信息，还是其他亚洲国家地区靠手环、手机GPS来追踪病人，在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至于美国的电话专员们总要靠一些办法，比如先问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业救济、是否需要婴儿尿布等等，来先取得对方信任。
尽管如此，病例追踪还是困难重重。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报导，7月份的某一周，洛杉矶的跟踪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不接电话，有一半的人拒绝透露他们和谁有过接触。
于是，自由泛滥所带来的失序风险威胁着治理效率。秩序是效率的前提，为提高效率提供规范保障。失去秩序理性的保障，政府防控措施便会陷入低效泥潭。
另一方面，社会聚合力体现着一个社会协调内部冲突、动员社会成员的能力。在面临重大危机和事件时，这种缓和冲突、凝聚合力的社会力量十分重要。但是，以个人主义观念为价值基础的美国民主政体存在社会聚合力不足的缺陷。
客观来讲，美国民主的发展正得益于这种追求自主性的个人主义，但这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使得社会逐步陷入自我泥潭，公共和个人生活的隔阂逐步扩大。
美国尝试克服其个人主义倾向，建立社团以转移和调和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对立。但是，个人主义对自我的强调与社团对集体的强调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除非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融合体制，否则社团对个体的整合作用会受到极大限制。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融合体制是不具备的。资本具有强大的流动性，受资本影响形成的社会关系便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影响着社团效能的发挥。
个人难以承受社会不稳定结构带来的负担，自我的不合理诉求更会进一步冲击社会团结的基础。因此，民众很难聚集力量抗击疫情，甚至各州政府的疫情处理方式也无法摆脱个人主义的思维藩篱。相较于中国各省区市的互助合作，美国各州政府更像是争夺医疗物资的竞争对手。
总的来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防控所表现出的乏力感并非毫无根据，政党政治、反智主义、自由滥用都是阻碍疫情防控的重要原因。而如何从中找寻平衡或者摆脱困境，则是美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会有下一场灾难地降临。届时，美国可能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