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2月17日，一条令人感慨唏嘘的微博文在社交平台上传开。一位用户名为“白蚁一行”的博主，在微博上留下长文后，选择了离开世界。
“白蚁一行”写道：
“在我的认知中，我的人生是一场游戏…但其实我已经对这个游戏丧失了兴趣，打游戏也不会让我感到快乐。”
“我认为人生是虚无的、假设的、不存在的。”
“我对活着这件事，提不起兴趣。”
“因为我不想活着，所以我没有欲望，因为我没有欲望，所以我更加不想活着，这是一个循环。”
“白蚁一行”告别了这个世界，但她的离开，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超过30万的点赞、10万的转发和超过3万的评论里，是人们的理解与共鸣，是现代人的“清醒”。
人们知道生活是无形的枷锁，在工作制度里，也在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里，并不存在一个真实可靠的出口。“白蚁一行”是现代众生的一个缩影，却也放大了现代性与现代人们之间的“虚无”困境。
从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成就与荣耀，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与危机。我们所处的“现代”也遵循了这样的历史规律。
一方面，现代社会是浪漫主义式的，现在必然优于过去，未来必然优于现在，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在不断地进步；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让人迷茫，人们发觉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又尚未发现和发挥作用。
康德拉开了现代性的序幕，建立了“现代性的纲领”。康德认为，现代性思想核心是理性与自由，即理性是先验的，人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可以用自己的先天认知条件，去综合统一感觉。通过康德对“人是什么”的解答，理性在哲学史上首次得到全面深刻的检视，成为人的主体性的鲜明标志。
黑格尔发展了康德的“现代性”。黑格尔认为，历史与人类精神的发展中充斥着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因而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与“绝对精神”或者“客观规律”契合的，即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但不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是通过对理性与自由的本性的理解，来达到对现代性的建构。
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基础上，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韦伯概括出了“现代性的大纲”。围绕着“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马克思·韦伯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越来越工具理性的社会。
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里，经济方面，社会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核算，以精确地确定投资获得的利润；文化方面，世界逐渐“祛魅”，祛除了宗教滤镜的世界，依靠的是理性作为判断与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标准，现代社会最终成为一种理性的而非神性的社会。
从启蒙理性到工具理性，当人们被视为一个机械单位，一个理性的个体时，人类的特殊性与中心性也就丧失了意义，虚无主义随之而来。尼采在《权利意志》中将虚无主义视为随着科学发展带来的宗教道德没落的产物，失去了宗教道德的支撑，世俗道德也逐渐失去意义。
正如我们所知的，虚无主义建立在传统理性主义的根基上，科学的发展解构了世间万物，万物皆被祛魅。随着人对外界掌控力的增强以及知识的增加，破旧的房屋不再居住着鬼魂，云层上方也不再有神明。
被现代虚无主义支配的人们，不复有往昔的倔强与坚强，不复有往昔的坚守与追求，一切希冀都化作了一种空洞而做作的伤感。空洞无法使现代人挺立于世。于是，患有“空心病”的“空心人”开始沉沦于世。物质生活使人们的修复力越来越弱，人们像疲软的、有几处细小破洞的气球，被吹进几口气后，终究还是会慢慢地泄下来。
当时代走向虚无
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悖论。
过去的传统社会中，封闭而狭隘的生存方式与结构形态，支撑着一种粗陋而完整的“总体性”。在诸多散落而隔绝的传统共同体的承载之下，在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结构之中，实现了个人与共同体、知识与信仰、理想性文化与现实性文化的有机统一。
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使经济和文化符合政治生产等级性秩序的需求，进而不仅内在地规定了经济的形态和分配，亦使理想性文化与现实性文化一道承担政治的功能，致使“理性”和“知识”都内在于“道德”与“信仰”的范导和规约之下。
传统宗教与意识形态便顺理成章地承担着道德、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多种功能。然而，现代文明在以资本和市场之形式合理性，破除传统社会封闭狭隘的生存方式，在以社会结构的分化、世俗化、理性化，瓦解总体性社会僵化不公之等级结构，进而实现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同时，也肢解了人类的总体性视域。
一方面，市民社会之于总体性结构的“脱嵌”，使个体从具有共同精神纽带的传统共同体中分娩而出，进而在需要体系与交换体系的深层锁定下，呈现为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事实上，要让社会能够运作，这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固定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当它越是能够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符合，它也就必然对不那么能够按照这种价值观去行事的人，产生越大的压抑。换言之，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运行，必然有着集体与个体之间无法解决的基本冲突。显然，现代社会放大了这种冲突。
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分化的一定是社会的理性化。“理性”脱离了“神性”的强制，取得了空前的“自律”，却与作为人类终极目的的价值理性渐行渐远，成为日益失控的工具理性。
社会的理性在赋予社会运行之精准程序与巨大效率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在自动运转的科层体制面前，沦为“标准化”的存在与“无人身”的环节。现代文明之丰富而广阔的社会形态，竟然是以工具理性放逐价值理性为代价，从而超越了人类的终极价值与生命价值。
最终，现代文明将精神文化放逐于消费社会，人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商品信息象征的符号性也越来越重要。于是，消费越过了理性，确立了人们的主体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宗教与神圣性，借助于商品符号化的时机，在商品身上又悄然转了回来。
一切英雄崇拜、知识崇拜、技术崇拜，最终都归集为商品崇拜，而这正是现代焦虑的来源。定位现代人所处的时代，这已经是一个“物的时代”，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再追问“意义”的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
虚无的时代有解药吗？
虽然，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源使我们离克服现代虚无主义更近了一步，但却仍然不能使我们获得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的具体路径。直面虚无似乎成了唯一解药。
当然，人们向来擅长掩盖和逃避虚无而不是揭示虚无和直面虚无，就如同人们向来惯于遗忘存在和遮蔽存在一样。尤其是对现代人来说，消费品的日渐丰富、娱乐形式的日益多样，都足以填充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虚无感或能对虚无有所察觉的时间和时机。
为了尽量避免与虚无狭路相逢的无奈，人们甚至不惜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手段，只要能够暂时填补“虚无”的空洞以避免与“虚无”的狭路相逢。但显然，问题只是被进一步掩盖了，却不曾被解决。一味地逃避虚无，反而更趋近虚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逃避虚无与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几乎是同义的。弗洛姆认为，自由的内在界限，是人心无法应对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和痛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现代个人主义文化弘扬的过程中，个人获得了自由，但也获得了孤独。人们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当然是一种对于责任的逃避，确切地说，是一种对生成自己的本质的逃避，是一种对成为人的逃避。而逃避虚无也无异于是放弃了创造意义的自由，即逃避成为人的自由。人生原本虚无，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在直面虚无时得以彰显。人生虽然虚无，但人生意义之空疏却是人自身的责任。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学说的角度来说，现代虚无主义源自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总体性衰落，是一种消解神圣而委身于世俗化的力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逻辑所主宰的现代社会，资本逻辑不仅“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而且把整个人类社会也变成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器。人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显然是一种物的力量或资本力量。
然而，人的本质力量却与此不同，它是使人得以成为人的力量。正视虚无，或许就是虚无唯一的解药，因为一切都没意义，人才可以创造一些意义。因为创造的意义也没意义，所以个人创造的意义才是专属于个人的意义。
“虚空的虚空，凡是都是虚空”，当传道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战胜了虚空。虚无的虚无，凡事都是虚无，当我们直面虚无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战胜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