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2019年，“小红楼案”东窗事发：在最高级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办下，盘桓上海二十年的赵富强势力，终于从隐秘的角落浮现至现实的水面。随着案件审理过程的推进，赵富强“小红楼案”背后的盘根错节逐渐显现，一桩不为人知，却又触目惊心的案情终于告破，大白于世。
2020年12月底，上海高院对“小红楼案”做出审判：主犯赵富强，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至此，这件充斥着金钱、暴力、淫乱、胁迫与罪恶的骇人听闻的“小红楼案”才终于告一段落。一年后的今天，随着“小红楼案”的细节公布，上海小红楼再度被人记起，旧案重提，意义深远，是血泪，也是警示。
小红楼之兴
先来看案件。其实案件本身已经有很多媒体做了不同角度的报道和梳理，从时间线索总结来看，这是一桩长达20年的黑恶事件。
根据现有资料和两级法院的裁判文书，1973年，赵富强生于江苏泰兴农村。作为赵家三兄弟中唯一娶妻的独苗，赵富强自然被赋予振兴家业的期待。尽管赵富强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转机，但这并不影响他独占家庭里所有好的资源，姐姐必须让着他、照顾他。甚至，连姐姐的婚事也被家长考虑过作为给赵富强娶妻的交换。
80年代中期，初中还没毕业的赵富强为了出人头地离开学校辗转江苏、上海等地，他一边打工当学徒一边学习裁缝技术。凭借自己的双手，一开始的赵富强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0年，赵富强来到上海杨浦区盘下一间铺面作为自己的裁缝铺。然而，卖服装的辛苦钱并不能满足急于混出头的赵富强，投身于黑色行业——皮肉生意的念头在赵富强心里疯狂生长起来。
很快，在裁缝铺周围，赵富强就先后开了两间美发屋“旺盛”和“双双”，表面正经发廊，实则做皮肉生意。第一个被拖下水的，就是赵富强当时的妻子宗某。“如果你爱我，就应该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多付出一点，等有钱就不做这个了。”赵富强就是用这样的话术对其洗脑，使宗某成为美发厅第一个接客的小姐。
并且，用同样的方法，赵富强还成功招募、管理多名人员长期从事卖淫活动，并以每次150元的价格收取嫖资。对于有所不从的女性，赵富强要么殴打，要么威胁将卖淫之事告知其老家亲属。就这样，赵富强开始了他的“红楼造富”。
判决书记载，在赵富强经营美发店期间，赵富强发现房屋转租或可谋利，于是，凭借房屋转租，赵富强逐步转型成为商铺租赁的“二房东”。在美发店工作过的多名女性，也先后成了赵富强的妻子以及其公司的核心成员，分管财务、内资等部门。与此同时，美发店期间，因其中一间未挂营业执照被处罚，赵富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长冯伯平，一场人搭人的关系链条从这里起步。
根据冯伯平供述，其接受赵富强请托，在处罚其无证店面时按照最低标准处罚，或以罚代停，帮助赵富强违规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008年前后，冯伯平向赵富强介绍了时任平凉工商所所长吴剑磊。根据吴剑磊供述，他曾帮助赵富强加快办证速度，介绍房源并从中获取中介费。更为重要的是，吴剑磊还给赵富强介绍了他后来攫财的关键人物——律师李某。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3年，李某的律师事务所便代理过赵富强员工的诉讼。此后，在赵富强参与杨浦商贸的三次清场、动迁项目中，均有李某及其律所从中游说或“搭桥”的身影。在案材料显示，赵富强曾请律师帮助修改租赁合同，逐渐形成租赁合同模版和问答话术，用以培训员工。
于是，根据公开资料，仅2012年至2019年6月间，赵富强组织从事的房屋租赁业务就遍布全市9个区，地址涉及1300余处，获利共计9.7亿余元；其中，2014年6月至案发，该组织利用上述手法实施诈骗罪84起、强迫交易罪15起、敲诈勒索罪4起、寻衅滋事罪5起，单笔金额3000元至22万余元不等，非法谋利共计600余万元。
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及人搭人的“保护伞”关系，后来的“红楼造富”自然一路畅通无阻。
小红楼之恶
如果说赵富强“打江山”依赖的资源，是被他控制的受害女性，那么赵富强“守江山”依赖的资源，就是杨浦区许昌路632号的“小红楼”。
2014年，赵富强通过长阳路商铺纠纷案，结识了时任杨浦商贸总经理梁超与副总经理李斌。三人联合杨浦城投、城建高层干部，将动迁房源给予赵私自转租，并令其多次参与暴力动迁清场，应当给予租户的补偿款则全由赵富强私吞。
同年，通过非法租赁大肆揽财的赵富强将距离自己第一间美发屋不到2公里的一栋6层建筑许昌路632号买下，更名为“创富大厦”，暗娼生意也搬到这里。赵富强在高达六层的创富大厦里布置了多套皇宫风豪装套房作为进行财色贿赂的场地，官员们可以直接通过套房暗门进小姐卧室内“选妃”。
创富大厦，就是用红砖建造外墙的“小红楼”。小红楼见证了赵富强粗暴可憎又罄竹难书的恶行，这里是受害女性的血泪之楼，也是展现着人性庞杂和离奇的黑暗之楼。在小红楼里，豢养、性奴、强奸、暴力、殴打、囚禁、裸照如家常便饭，赵富强就是通过这种手段不断地如法炮制，使许多女孩成为了受害者。这也成为了赵富强性贿赂贪官奸商赚取利益的最佳工具。
赵富强有着非常完美的打猎过程：筛选好、控制有所求的女性，在一顿精神控制后，抛出诱饵使其上钩。比如2017年的陈倩，因父亲生意失败而自美回国工作，住进了许昌路办公室楼上的员工宿舍。在这个过程中，赵富强则以有人脉能帮助疏通其父的官司为由接近她，然后发生性关系并拍摄照片、视频。这些照片和视频既是赵富强的癖好，也是他控制女性的手段，如女性有想离开的迹象，他以此要挟，称要将照片和视频发给她的老家人或到处张贴。
这在法院的判决书中也可见一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赵富强为长期控制女性，满足个人淫欲，以招聘总裁助理为诱饵，采取在聘用合同中预设陷阱、不断灌输淫秽思想等手段玩弄女性；通过当众侮辱、肆意殴打、限制自由等手法残害女性。尤为恶劣的是，赵富强还采取暴力手段奸淫女性，并在其隐私部位纹身，给被害女性的生活和心理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部分女性因已为赵富强生育孩子，全家住进了许昌路宿舍，骑虎难下。而此次案发后，亦有女性特定关系人的亲属因参与清场、收租等被法院认定为骨干成员或积极参与者，分别判处5年6个月至15年有期徒刑。
当然，并不是所有应聘者都会留下。判决书记载了一位证人证言称，她入职后发现公司不正常，工资需签借款协议，由于受到赵富强短信骚扰，还被要求住在许昌路宿舍，因而工作两个月即辞职。但除了幸免于小红楼的年轻女性，一些“被洗脑”的受害者最终则变成了加害者。
与赵富强一同被判刑的，就有其身边的九名女性特定关系人及四名女性的亲属。判决书显示，其中四名女性自美发店时期就跟随赵富强，另五名则在2008年之后加入，她们多在20岁左右开始与赵富强有接触并发生性关系。这九个人中，有宗某、雷某、林某等三人与赵富强先后结婚再离婚，至少六人与赵富强育有子女，她们中的大多数连同直系亲属均曾长时间在许昌路五楼和六楼居住。
可以说，小红楼之恶，违背伦理，吞噬女性，令人发指。
愿世上永无“红楼”
2017到2018年，赵富强不可一世，手眼通天。但越疯狂，也越灭亡。为了向上扩大人脉圈，赵富强开始进一步寻找更加“优质”的猎物，比如美国留学回国的陈倩，比如拥有上海户口的崔茜。
其中，因逃跑被惩罚，绑在取卵手术台上取卵，腹腔积液九死一生，最后失去生育能力的陈倩，是美国留过学的大学生。她落入魔窟的唯一原因，只是参加了一次再常规不过的面试。就在最常规不过的招聘网上，她先后经历了被软禁、强奸、拍照、接客等痛苦，最后逃跑失败，被毒打取卵。
18年初，腹积水出院后的陈倩表面对赵富强言听计从，不再抗拒接客，背地里她开始筹划着第二次逃跑计划。她悄悄劝说新来的女助理们赶紧离开，不要停留，有外出机会时她会携带部分行李存放在朋友家里。直至18年6月，陈倩终于丢下手机卡走了许昌路632号。尽管第二次逃离的陈倩很快还是被赵富强带着“裸照、视频和后续出生的试管婴儿”再次找到，但这次，陈倩拉锯了更久的时间，并在后续出庭作证上，成为了主力证人。
另一边，在赵富强上海大连路一家名为“潇戈”的舞蹈学校里，前来应聘的崔茜成为了赵富强的下一个目标。当时，崔茜只将这份工作作为去韩国留学前的过渡期，但赵富强盛情邀请她担任舞蹈学校主理人，她心动并决定留下。殊不知，此次留下，却是彻底踏入了赵富强的圈套。
由于赵富强看上了崔茜的上海户口，2017年5月22日，赵富强带着崔茜的户口本复印件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证。同年，崔茜就被软禁在大连路舞蹈会所取卵生子，她也因此患上了重度抑郁、焦虑症。而这个时候，赵富强却利用崔茜母亲赵敏爱女心切的心情，强迫其为私生子们报户口。
崔茜和母亲，最终退无可退，决定破釜沉舟。她们想尽办法给上海市纪委监察委写举报信，打算逼迫赵富强一刀两断。崔茜和母亲主动出击，连同小红楼的底细一起，完整交给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几次举报后，这封信，最终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案头。赵富强连带其靠山们一朝全然崩塌。
2019年3月24日，潇戈物业有限公司解散，小红楼的员工遣散干净。但赵富强的倒台，却并没有使得一切尘归尘、土归土。赵富强如同过去野蛮的资本家一样疯狂抢劫拐骗，以暴力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支撑他的，是钱权的诱惑，是人性的贪婪，是同样恶臭者流的权力。
如今，“小红楼”虽倒，却依然残存着二十年搅动上海的能量和伤害。因为这红楼不在什么高不可攀的别处，而是就深藏在生活中最不起眼的角落，张着嘴，试图去吞没所有人。法治与媒体监督的缺失，或许是小红楼之所以能在上海的城市中心屹立不倒的因素之一。赵富强终归没有成为当代的“红楼巨贾”，也愿世上永无“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