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其中男性72334万人，女性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其中，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105.2）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所谓“出生性别比”，就是一段时间内某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一般来说，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3~107区间内，超过107，都算偏高。
虽然看起来中国的性别状况已经有在改善，但总体上却依然是失衡的。而这种失衡背后，正是生育传统中“男孩偏好”的代价。想要达成性别平衡，还要尊重“消失的她们”，毕竟，人类是男性和女性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达成平衡的性别结构，是要真的尊重自然的性别选择。
性别失衡从80年代就开始
总人口性别比是衡量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及死亡性别比率均有关系，而通常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一般认为，总人口性别比观测到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偏离则被认为性别失衡。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始终处于偏高水平，1982年至2000年，总人口性别比持续稳定在106以上，2000年达到106.74的峰值，此后总，人口性别比略有回落。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0，2020年又有所降低。
但总体而言，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不仅高于公认的正常水平，也远远高于较发达国家94.80的水平和欠发达国家103.20的水平，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关注，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到了107.2，超出了正常区间。此后的历次普查，性别出生比都超过了正常区间。2007年抽查，出生性别比甚至到了125.5的峰值。
不仅如此，性别比失衡的地区范围还在扩大。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失衡（>107）的省有12个。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除了西藏和新疆，剩下的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出生性别比正常。
事实上，数据显示失衡的一开始，大家还是难以相信，认为这是“假性失调”，是数据有误造成的失衡当时，就有专家认为，瞒报、漏报女孩，不给女孩上户口，导致了性别比假性偏高。然而，随着更精确的统计数据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意识到，女孩的瞒报漏报的确存在。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是真的失去了平衡。
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看，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8.47、111.14、116.86和117.94。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2004年达到121.20的峰值。
至今，这个失衡的情况也依然没有改变。2020年“七普”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已经大幅度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男孩偏好主导性别失衡
提到性别失衡，人们往往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男孩偏好”，而这种“男孩偏好”在政策和技术的影响和介入下才会进一步凸显。
从政策角度，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9年，在1980年代逐步贯彻落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各省陆续颁布了计划生育条例，一是加强管理，二是明确例外情况。“一孩半”政策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在部分省区推行：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农业人口夫妻，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50到198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只是在1980年之后，也就是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男女性别比才猛然增长，突破了正常范围。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首要原因是一胎化。国家统计局也表示，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下降。这几乎是间接承认，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一胎化政策。
事实上，如果按照严格的计划生育来，并不会改变新生儿性别比。比如，1000万对夫妇，第一胎生下500万个男孩和500万个女孩，生女孩的夫妇都决定生第二胎，则又生下250万个男孩和250万个女孩。两轮加总，男女还是1：1。这个时候，技术的介入以及人为的“自然选择”就成为扭转性别比例的关键。
首先，随着经济和医疗水平提升，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的情况越来越多。当“重男轻女”的思想，撞上独生子女或“一孩半”的政策，再加入技术的催化，就产生了扭曲现实的力量——“既然只能（再）生一个，那总要想办法生个男孩”。 根据陈玉宇等学者的估算，1980年代到1990年代，40%-50%的新生儿性别失衡扩大，源自局部超声检测技术。
尽管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文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这并不能阻拦疯狂求子的人们。
其中，“寄血验子”就是其中一种非法鉴定性别的方式。所谓“寄血验子”，就是黑中介利用专门的器具将孕妇抽出的静脉血转运至境外检验，在孕早期非法鉴定胎儿性别。
2015年，浙江永嘉，国内最大规模的“寄血验子”案告破，参与孕妇超过5万人次，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在浙江永嘉当地，新生儿的性别比高达136。2019年，深圳市罗湖海关查出一起12岁女童走私案。她的书包里携带了142支用于鉴定胎儿性别的孕妇血样。2020年，福建省厦门市审结“寄血验子”案，被告人非法组织386名孕妇鉴定胎儿性别，多名孕妇得知结果后人工流产。
可以说，二十多年前， 无数家庭做出了看似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却最终酿成现在全社会性别失衡的结果。
性别失衡的苦果
性别失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婚姻市场的挤压。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估认为，到2020年，20~45岁的适婚成年男性里会有3000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正是流传的“三千万剩男”说法的来源。
还有研究预估，2035年适婚男性将多出4200万。未来几十年里，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将在10~15%。目前，每年“过剩”的男性在100万以上。要到2060年之后男性婚姻挤压才开始减弱，每年仅“过剩”50万男性。
并且，婚姻挤压导致大量男性失婚的后果严重且不易消除，比如，影响男性的心理健康，从而导致该人群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损害他们自身的权益。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博士估算，性别失衡之下，中国农村的光棍数量（指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在2000万左右——即便是这个保守估计的数字，也已经约等于一个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数。如果将2000万人平均到中国的68万个行政村，那么每个村里就有近30个光棍。
而进一步结果，就是加速人口结构恶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与“世代更替水平”相关，即平均一个女性一生中需要生育几个子女，才不会让人口总数一代代越来越少。考虑到了有的女性不生育，有的孩子会夭折，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倘若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足2个孩子，就是人口减缩再生产，总人口就会不断减少。
但这个数字的隐含前提就是——性别比需要基本正常。现实是，在人口失衡的背景下，随着结婚率生育率的降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也就是预期每个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这之间的差距相当大。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全国经济和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仅48万人。
性别失衡既造成宏观上的养老困难，也导致个人的养老困境。终身未婚的农村男性在步入老年后，往往经济困难，又没有家庭照顾，因此非常依赖社会保障。2011年的一个研究分析了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结果发现，目前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接近16%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还有接近29%对养老没有准备。不仅如此，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未来的农村养老恐怕会出现危机。
此外，由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过剩问题通常与公共安全相联系。已经有学者从犯罪和疾病传播的角度对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可能会令犯罪率增加（包括拐卖妇女、非正常婚姻等）、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和流行，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公共安全造成破坏。
2011年，西安交通大学的论文《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里写到，男性犯罪率比女性高，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年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未婚男性犯下的。男性人口及未婚男性人口的增多，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研究分析了中国26个省份17年的数据，发现性别比每提高0.01，暴力和财产犯罪上升约3%。
过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文化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在家庭地位、经济能力、基本权益、生存条件、发展机会和社会评价上都居于弱势。对单独的小家庭来讲，生育女孩变成一件经济效益上“不划算”的事。
而现在，社会正在为过去的选择付出代价。归根到底，失衡性别比下没有赢家，人类是男性和女性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达成平衡的性别结构，是要真的尊重自然的性别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