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大数据时代来临，导致资讯越来越多，信息更新越来越快。媒体裹挟流量制造的信息一边宣召着后工业时代的伟大口号，鼓吹精致生活，提倡活出个性，起哄花式炫富；一边又以阶级固化、消费降级、拼爹时代等世情判断布局着大众的不安。于是，焦虑就产生了。
焦虑，散布于互联网与生活中的各个地方：中产阶级还想向上爬一爬，却又害怕阶级分化，使自己滑入底层的深渊；传统行业的从业者担心自己的工作有朝一日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消费者嚷嚷着消费降级；创业者哀嚎着创业寒冬的到来。连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不例外，急急忙忙地找实习，害怕毕业即失业。现代社会强调身份认同与身份阶级化，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身份的重叠，进一步加剧了焦虑。
现代性许诺了我们美好的前景和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和理性。但是制度层面却是与之相违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拥有的只是消费自由，于是在消费自由的背景下诞生的消费主义就成了人们抨击的罪恶渊薮。
但这个时代的吊诡之处在于，对现代制度的普遍焦虑，以及对制度实际安排的心安理得并行不悖地共存着。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对消费主义切齿不屑，与此同时却毫无顾忌地继续消费。
对人们来说，消费主义的存在价值似乎仅仅是用来为自己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切次要的困扰提供解释。很少有人认为有必要用这种解释改变自己的行为，更别说细究这种解释的可靠性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古怪的现象？我们在吹嘘自我价值的同时放弃结构性改变的可能，我们面对消费主义深入的生活，以至于连反对消费主义的立场本身也成了一种被放上市场兜售的商品。有没有可能，消费主义只是社会焦虑强加的一项错误归因？或者是人类内心深入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促就的消费行为？
消费主义主流批评的反思
当下对于消费主义的主流批判在于符号化带来的消费异化，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分上下的情况下，消费者竞相驱逐的焦点日益集中在商品的附加值即其符号价值，比如名气、地位、品牌等观念上的东西,并为这种符号价值所制约。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消费主义蛊惑人们去消费商品的象征意义而非实际使用价值。
商品象征价值当然存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写到“物品丧失了其客观目标、其功能，变成了一个广泛得多的物品总体组合的词汇，其中它的价值在于关系。”这话对了一半，今天的消费的目标确实不只是物品的实用功能，问题在于，哪怕在消费主义诞生之前的年代，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也在不停地使用着物品的象征性功能。因为物品的象征性功能往往传递的是一种阶级属性，一种身份象征。而这种品牌阶级属性的精髓与内涵，属奢侈品品牌理解最为透彻。
哪怕是在原始部落时期也不例外，除了少数狩猎采集部落因为频繁迁徙难以留存财产以外，其他所有社会里都存在利用私人物品彰显地位的举动。如果说现代人借由消费来进入符号、象征和形象的世界，那么古代人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凡是农业、住宅、道路和防务等必需品之外的金钱，几乎全部变成了宫殿、庙宇、园林、字画与猎鹰等“炫耀性消费”。不同地位等级的人连车乘规格都为礼法所指定——“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有时候为了这些象征性的炫耀品，他们甚至连必须的服务都要牺牲，比如圆明园的故事。古时大多数人无缘消费象征性物品，不是因为他们尚未被灌输这种欲望，而是因为他们的消费空间已经被权力和贫困框死了而已。
如果象征性真是毫无意义的发明品，那为什么从远古时代起礼物就是人际关系之间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什么古人甘愿为了宗教目标将活人献祭？为什么民族国家的公民看见国旗被践踏时会感到愤怒？
象征性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象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内容，往往蕴涵着特定的含义。原始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之中，从最初的恐惧、崇拜，继而祈望自己拥有巨大的力量，以征服自然、征服猛兽、征服敌人。这种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人的精神支柱。我国传统的纹样“龙”，“凤”便代表着人类智慧和力量的象征。而事实上，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翻开他们的历史，我们都能找到这种象征性的图腾，这或许就是人类最本源的一种精神寄托。
由此，对于消费主义的批评便产生了关于象征性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批判消费主义驱使人们过于追求物质，而使得精神生活变得贫瘠空洞；但另一方面，在对商品象征意义进行批判时，人们又否决了商品象征性的重要性。
物品的象征价值自文化诞生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皇帝穿紫色衣服，中国古代天子所御驾六，与我们今天买古驰还是香奈儿在根本目的上没有变化。区别在于，古代更多的是通过权力而非金钱的手段来获取这些资源。
象征性消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消费的象征”，即借助消费者的消费来表达和传递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消费过程不仅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是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在玛丽·雷格的一篇文章中（Rage2008），她指出商界人士会通过对消费品的观察来判断对方。因为个人能力不那么容易被观察到，所以身份标识会是更好地彰显地位与可信性的标志。
其二，是“象征的消费”。即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包括消费时的心情、美感、氛围、气派和情调。
此外，象征性因素可以反过来影响个人。作家学者们的书房里往往堆积着他们几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如果按照“使用价值”的说辞，多出来不会去读的那部分书理应是多余的消费。但实际上，满墙的书籍本身就能营造一种学术氛围，一方面督促人更专心去治学；另外一方面能凸显身份的象征意义。
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人们对于符号化或象征性商品的追求，谁能说对于爱马仕的追求就一定是消费主义裹挟的结果，对于奢侈品的消费有没有可能反作用于消费者，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或者成为一种隐性的生产力呢？
关于消费主义的合理批评
大多数社会学家批评消费主义的著作充斥着令人费解的诗性的排比句以及无处不在的隐喻。但在剥离了语言障碍以后，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他们对于消费主义的合理批评。
首先，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之间普遍的紧张关系，危及了人类生存的根基。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消费。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消费的基本功能和目的。通过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是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对立。
但是，这种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不同。过去是人们因自身生产能力的不足，仅仅为了生存而向自然“索取”。而今天，则是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为了无尽的物欲而对自然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这就导致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现状，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生存危机。
消费主义是以自然资源无限，经济可以无止境增长并能够不断满足人们不断扩张的物质需要的乐观主义的虚妄假设为前提的。既然自然资源是无限的，那么，人们就可以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物欲，通过经济发展的手段，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人们乐观地相信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然而，人类所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无论是非再生资源还是可再生资源，都无力承受人类普遍的消费主义洪流的冲击。生态危机的根本是人的生存环境的危机。
当代人类所需的资源和生态这两个生存条件，具有悖论的性质：人类要满足其消费主义的欲望，无限制地消费自然，就必然造成环境的危机；而要保持人类生存所适宜的自然环境，就必须抑制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约束和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活动。
其次，消费主义导致人类代内消费和代际消费的不公正。消费主义的挥霍性、奢侈性，是以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为前提，是以社会上一部分人、甚至多数人的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的牺牲为代价的。
就一个国家来说，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上，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富人过多的挥霍性消费，必然意味着穷人的消费不足。就世界范围而言，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全球性的总供给也必然是有限的。因此，富国过多的奢侈性消费则必然意味着穷国人民消费的不足。
在地球资源和社会财富有限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无限的消费要求的情况下，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会成为富人或富国的特权，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包括穷国、穷人在内的普遍权利。
从人类生存、延续的意义上说，消费的主体，不仅是当代的人类，还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由于地球的资源有限，工业化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严重存在，当代人消费资源和财富的多少，必然影响着后代人的生存条件。
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当然为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积累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经济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当代人的过度消费，又必然使得非再生资源急剧减少。即便是可再生资源也会因经济的过量发展和人们的过度消费而遭受枯竭危机，这就必将使后代人面临着无法维持生存甚至无物可消费的危险。
其三，是消费主义下市场中“欺骗”的存在。如果人们只是坦诚地相互交易，那么市场本身似乎无可指责。然而语言和指示可能带有欺骗性，它使得市场交易存在局部信息与权力的不对等，这也助长了不信任氛围的形成。
“欺骗“这个词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广义上的、温和的欺骗已经成为了商业的必备元素，包括作为卖场设计标准的“动线设计”，通过空间布局的引导使消费者经过尽可能多的商品，激发他们的购买欲。除此之外，当然还包括对不良嗜好的满足，比如高热量食品的确是最符合人们口味的，但长期来看会损害他们的健康。
与此同时，市场中还存在许多狭义的、恶性的欺骗行为。一种形式是欺骗者引诱人们进入他们的债务圈套中，使得受骗者无法脱身，如不久前发生的 P2P 贷款与中行原油宝穿仓事件就带有故意欺骗的色彩。
对于恶性的欺骗行为，只要是有道德的人都不会容许。支持自由市场与消费自由并不意味着支持自由放任主义，自由市场也可以与种种监管法规共存，这没有什么矛盾。
以上三种甚至更多的观点都是基于当下的情况对消费主义的合理批评。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或主义的出现，有多少批判，就有多少正名。
消费主义侵害言过其实
不管喜欢与否，商业与消费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基调。
当下社会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总少不了一种家长式的说教意味。因此，在说到消费的危害时人们总是还要多加强调被欺骗的是“年轻人”或者“无知群众”。
而将焦虑归因于消费主义确实存在一种言过其实的可能，现代性许诺了美好的前景和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和理性。但是制度层面是与之相违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拥有的只是消费自由，在商品交易制度与定价权上并无实际的权利。有人意识到了这种割裂，尝试采取实际行动弥合这种冲突。但是，只要仍在这个体系内，就无法摆脱被异化的可能，这就是“现代性困境”。
正视伦理与科技发展不协同带来的“真空期”迷茫，创造结构性改变的可能，才是应对“现代性困境”的最优解。而消费主义侵害言过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有焦虑的托辞。不论是在之前的工业化时期，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或是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消费主义将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