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闪耀中华的张旭华篆刻艺术
张旭华，男，牛车水石墨坊坊主，1961年4月出生，汉族，安徽涡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现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省政府参事室）副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安徽分院副秘书长、结庐印社名誉社长，西泠印社社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江淮诗书画研究院书画师《张旭华印谱》由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荣获“燕谷坊杯”第三届安徽书画年度（十大）人物奖；篆刻作品曾获全国首届现代篆刻艺术大展的二等奖，曾应邀参加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书画展并被大会珍藏，曾获《人民画报》、《中国画报出版社》主办的《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珍藏证书；书法作品收录于《朱元璋百诗碑刻集》；篆刻作品曾定制为安徽省外事活动礼品赠送外宾、华侨等国际友人；篆刻、书法、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安徽省直机关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安徽省廉政文化书画摄影展等各类省内外书画大展并收录大展作品集，作品时常见诸于《中国公安报》、《科教文汇》、《警探》、《华夏女工》、《江淮》、《安徽外事》、《机关事务》、《乒乓之友》、《江淮旅游》等省级以上报刊，为部分报刊杂志社特约供稿人。
我幼年在故乡福建省福州市南后街三坊七巷，常见众多的印人高超的演示，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安徽省合肥市上学，领教过安徽省博物馆书法家葛介屏的篆印，80年代初，回福州市探亲访友，观摩过福建省金石大师潘主兰的操刀。90年代末，又于合肥籍业余篆刻家贺印生有过较长的交流和切磋。
一个人会篆刻，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会刻石头而已，一个人能把古印临摹的惟妙惟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在古人的摊子上练把式；一个人能够把篆刻的刀功练到出神入化，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雕虫之技而已。
但是，一个人如果会篆刻，能够古今交融，能够用令人之心通古人之心，以古人法度弘扬自己精神，宛如以陈年醇酒浇灌心中块垒，酣畅淋漓；此时，技为我用，法为我使；如此，才是金石之道的真乐趣。
印与心是相互映照的。治印之人内心，有繁简，有雅俗，有无边之宏阔，有幽暗之隐秘。然而，一旦立于金石彰显之处，应无愧于刀石之担当，无愧于用心之精准。所以说，治印之所以为治，当是择善而为之也。
人世百年，不过三万六千日，纵不分昼夜，殚精竭虑，又能建树几何？回眸金石的流转时空，千古风流苦经营，能得几人登雅堂？周秦三千年，一路到汉魏，此后群贤皆落寞。明 清纵有皖浙黟，只不过将古人气息私下揣摩。方寸通幽处，大千纳其中，吾辈何其能？纵横称雄风？且将万丈雄心从那刀下石缝流于无形中。
印学幽微，境界无量，贩夫走卒，文人墨客，皆可从中得趣。然赏心易，而用心难，行之更难。通玄之机，在于汲取和放下。汲取古今垂范之技，放下心中无数杂念。专一门至精纯，由此触类旁通。平常心，恒心，狠心，直至无心，物我两忘时，即可随心所欲。
旭华兄为了勉励自己刻苦学习，在他创建自己的金石水墨艺术工作室时，还特意取名为“牛车水石墨坊”，坊名“牛车水”有着特殊的寓言，其一：他出生在1961年，属牛；其二：取自新加坡的华人街名。早期漂洋过海的华人，为了生计，靠牛车运送淡水进城里，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而正是靠这份拼搏，硬铮铮地闯出了一条新加坡“唐人街”名来，现在“牛车水”如雷贯耳，已经成为闻名世界的华人标志性品牌，这里不仅饱含着早期华人创业的艰辛，还引申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奋斗精神。
“旭日东升出黄山，闪耀中华增辉煌。金石大爱赤子心，雕琢时光四十载。品德操守显高贵，广博知识储心胸。书法底蕴展扎实，审美情趣独一处。”正是这些，坚实地奠定了旭华兄在中国乃至世界篆刻界的崇高地位。
我与张旭华结缘，始于20年前，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的篆刻作品，其后就时常关注他的动向。首先，旭华兄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艺术实践，在当代印人中，都显得十分多维和复杂。多数人依靠治一学、游一艺就足以终老所好，但旭华兄为学博雅，文史哲书无所不读。于美术史，旭华兄在研究宋元绘画史与水墨画通史领域亦有建树。在哲学上，他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书间隙，深入而广泛地研究了东西方美学。这种全面的学养为其从艺提供了极大的人文信息量。
评价旭华兄篆刻艺术的一个难点，在其篆刻手法与美学观念的复杂随机性。就篆刻创作本身而言，他制造矛盾的探索欲望之大，与统一矛盾的实践能力之强，往往超越语言描述所及，也就是古人所讲的“事绝言象”。由于旭华兄致力美学史研究，对中外美学形态变迁的历程有所了解，是凡古典艺术的优美、壮美，宗教理念的神圣、崇高，以至现代思想的荒诞、虚无等美学范畴，都是他着意表达的内涵。中国篆刻史上，秦汉印主要属于雄浑古朴的美学类型，明清文人流派印则包括婉约、典雅、奇肆、古拙等美学类型。概括起来，传统篆刻涵盖优美与壮美范畴。在古代篆刻艺术的现代转型上，旭华兄不仅传承了传统的优美与壮美，还进一步拓展了其篆刻表现的美学范畴。
迷恋往昔是现代人的情怀之一，实际上很多印人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能够放眼风物，则非有大心胸、厚学养、敏于思、强功力者不能为。在当今传媒信息爆炸的城市文明与社会高速运转的驱动下，当代人已经很难做到如古人那样的凝神“静观”，后现代社会的多元趣味也迫使大众很难有终极信念。篆刻艺术虽不同于先锋艺术，但未必不能传达现代人的精神体验。在我看来，传统艺术的价值优势可能更甚，利用篆刻艺术完备而精微的艺术语言，不仅能够很好地传达现世体验，还能唤起国人血脉根源中的宁静祥和。这无疑是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最有价值的命题之一。
旭华兄凭借其敏锐的哲思和探索精神，在其篆刻的表现层面进行了尝试，特别是他近年来的大印系列。他的篆刻笔画欲传达出朴壮之趣，或许有经验的鉴赏者会将此归因于作者篆隶行草书的深厚功力，但这种转移并不能阐释其内在的表现性。在这里，作者最大限度地将线性运动转化为团块冲撞，团块间挤出的类似无限“分形”的起伏感、爆裂感以及压迫感等等，都包含在无限丰富而又极尽精微的刀石争斗中，它们似乎远自太古洪荒，又似乎近在喧嚣闹市，而且几于无穷重复，方寸之间、毫厘之间乃至微茫之间——争斗如西西弗斯宿命那般亘古无歇。
这是作为读者之我任由主体意识泛滥的解构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也或许根本就是这方印在解构着那份荒诞多疑的内心。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即使作者也无从作答。但同时这又是一个无比真实的问题。作品一经完成，就抛开了作者，正如观众一经寓目，就抛开了作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作者、作品及其观众三者，都无一例外地被抛入而非抛开尘世。正是这一点让作者和观众的疑虑安心下来，也让作品获得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旭华兄的作品仅止于传达紧张和焦虑的精神体验吗？至少，就作者的创作体验而言绝非如此。鉴赏与批评当代在世艺术家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明确地交流艺术创作者的主要意图和真切感受。就创作者而言，其创作过程非但没有紧张焦虑，而且充斥了活力和强烈的快感。印人每一次奏刀入石，都满怀着对上古时期淳厚天然的追念，又满怀着对未知将来那份偶然美好的期待。在无尽追念和永恒期待中，刀与石结合的生命得以贯古通今。刀锋的开凿与石花的飞散又是物与物的交融对话，就像巨斧开辟鸿蒙喷薄出的淋漓元气，此时只留下作者在欣喜中聆听着天籁，并随之进入到天籁的神秘共振当中。天籁是个秘密，秘密显然不会对所有人都公开，唯有拈花者才在刹那间为之一笑。
正是在这无比金贵的一笑中，我们最初的紧张与焦虑蓦然消逝，刀锋撞落的斑驳不断给观众带来振奋与祥和。或许这里说“观众”并不准确，因为在流俗意义上，“观”有看的意思，是诉诸视觉的。然而在中国古代圣人无比睿智的哲思中，“观”却并不止于视看，而是超越具体感官的体认。观可以呈现为音响，可以呈现为触摸，乃至六根皆可观。观的终极目标是真实、是没有疑虑也无须证明的真实自在。
“印宗秦汉”，汉印的美学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印人，也孕育了旭华兄的篆刻艺术。旭华兄是一名政府官员，如果说有什么促使他散发出夺人的光芒，那就是他对篆刻艺术的执着精神。即使身在旅途，旭华兄也会带上把刻刀，走到哪儿，刻到哪儿。40年一贯如此。即便是外事出访，亦不例外。
1991年7月，安徽水灾，海内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纷纷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向灾区献爱心!旭华兄为之感动，操刀刻下了“自有真情在人间”“血浓于水”“同舟共济”等几方印。这几方印庄重典雅、平和醇厚，顾盼呼应、自然生动，在谬篆结体平正方直的基础上，细微处之变化与字面意义相吻合，体现出作者对艺术的感悟和现实情感。旭华兄对章法的把握很是到位，依据笔势的力度、走向和字的大小来谋篇布局，真正达到了“天然妙成”的境界。正所谓“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熟能一之……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南宋姜夔语）。
1996年，旭华兄随团出访西班牙，深受西班牙斗牛士的俊勇所感染，随即刻了一枚“斗牛士”肖形印。他捕捉住了斗牛士执红布与健牛对峙、剑拔弩张的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瞬间动作造形，营造了一触及发的紧张氛围，阳刚之美呼之欲出！构图虽简却生气盎然，颇富神韵;印风不乏汉画像石的遗韵，朴素而有古风。
1998年，旭华兄由安徽省政府办公厅，派驻香港黄山实业有限公司工作，行前还留心多备了些刻刀，不料登机时，由于喜出望外，忘记将刀具随行李打包托运，结果在安检环节被扣了下来，为此他还耿耿于怀多年，每每提及，惋惜之情油然而生：那可是钢火上乘的品牌刀呀！在香港期间，闲暇之余，旭华兄常去艺术馆看书画展，以汲取艺术营养，陶冶情操。碰到一些书画创作，虽然作品水平挺不错，但对款印和闲章却不怎么讲究，为此他很是惋惜！在他看来，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哪一块弱了，都称不上是精品。从他在香港期间所治的“香江紫荆”“花好月圆”“东方明珠”等几方印上看，白文印之厚重遒劲，铁线篆之婀娜多姿，凝聚着对香港回归的赞美和对这片繁华世界热土的眷顾。“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窃以为，无论是作文，还是绘画，亦或篆刻，没有感情出不了成功的作品，更谈不上出精品。正是旭华兄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香港东方明珠的执爱，才促使他动手刻下这几方精妙印章！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旭华兄甚至比参加开幕式的参与者还激动，连夜刻了几方：“问鼎”“夺魁”“逐鹿”“执牛耳”组印，以示祝贺。方方印章，体现出“健”与“力”的雄浑苍劲之美和寄于中国运动健儿的厚望。旭华兄曾去过广西桂林，也许是爱妻与“桂林”同名的缘故，他所治的“桂林”“山青水秀”两方印，古朴沉着，线条粗犷奔放，与青山丽水的秀气形成强烈反差，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大气美，是艺术与情感的完美交融！石涛曾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中国书画史一直重视“由技入道”，强调通过技能的学习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理念。旭华兄几十年的执着与坚持，所治之印八百方有余，艺术造诣日趋成熟，大多以古朴厚重的汉印风格为主，甚至有些作品带点儿剪纸的味道（如肖形印:“雄鸡报晓”），线条流畅奔放，且多用“涩刀”，直奔简朴古拙一路而去，达到了高超的审美境界。
在篆刻上，旭华兄一直醉心于“汉印”路子，汉印布局方正平直，整齐朴茂，无板滞、乖缪、纤巧的习气。安徽省内一些工作上经常接触的省政府文史馆员和书画大家，如张良勋、章飚、朱秀坤、张国琳、宰贤文等时常赞道：“旭华的篆刻，功力较深，大气，耐看！”中国著名的美学大师郭因在为《张旭华印谱》作序时，给予了“旭华长得很大气，作品一如其人”“是一种北方汉子雄豪其表、温婉其里的美”的高度评价。对于旭华兄来说，这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更是对其艺术的充分肯定。
旭华兄偏爱吴昌硕，“吴昌硕的印有笔意，有书韵，就像是在石头上刻写出来的书法，这是一种最高境界”。吴昌硕治印，大起大落，遒润峻险，气象峥嵘，冲刀猛利挺劲，切刀含蓄浑朴，将书意和刀意融为一体，淋漓尽致。为了让自己的篆刻能更好地体现书法的美感，旭华兄从柳体入手，并涉猎碑刻众帖，潜心临习多年，只为了能够“以书入印”，为篆刻打下牢固的书法功底。旭华兄治印，留意前人的笔法，更注重前人的刀法，当刀石相触时，对他而言不仅仅是锋刃破石，更是一支饱蘸浓墨的笔在海面上破浪前行！在转折变化中，化刀好笔，任凭印石自然迸缺。刚柔相济，金石之美，味道尽在其中。这也是旭华兄沉迷于金石的莫大享受！
2018年3月，经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张梅女士引见，我和旭华兄关系又进了一步。旭华兄在我的微信上发了大量的作品，年前，想请我写点文字。读了他的这些新作，觉得他的思维敏捷，思路开阔。面对这些充满艺术思想的作品，真有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旭华兄近来的印，“印味”更近秦汉，又参入了瓦当、镜铭、刻石文字等，章法亦古亦今，用刀也更加肯定干练了，体现出了他入古出新通会善变的艺术追求。时下全国印坛涌现出诸多流派、诸多观念，这些现象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但这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旭华兄的篆刻走的仍是秦汉主流，“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思想由此更赋予了他艺术创作新的内涵。读旭华兄的印，常常给人以新的视觉感受，内中所散发的艺术气息往往触动着读者，使您感觉到一种醇和的秦汉遗韵。
旭华兄学的是秦汉印，追求一种浑朴苍茫、淳古大雅之美。他治印以冲刀为主，却又不拘泥于一种定式，注重用刀的表现性，更能淋漓尽致地渲泻情感。旭华兄的篆刻力求表现秦汉古意，但秦汉意味的追求又决非他于篆刻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创作表现手法上广泛借鉴当代诸多艺术流派的最佳艺术形式，不盲从，以自我的篆刻艺术观独持己见，特别选择有所目的的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自然步入了个人理想的艺术空间。
旭华兄近年生活游艺于世界各地，加上他对吴昌硕印风的偏爱，他的印中也时有清键爽洁的艺术表现，由此更富于个人情味。他的印章边款受魏晋造像题记、墓志、秦汉瓦当、砖文与汉画像的影响，所制印款气息与印文相融相映而自然成趣。
旭华兄于治印的同时，又重视对书法的学习。他受商周金文、秦汉刻石、砖文瓦当与青铜铭文的影响，因此书法作品中总是透出一股浓郁的金石味，在艺术风格与表现同其篆刻相映成趣，意味相谐。
旭华兄和道家鼻祖老子同乡，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椰风蕉雨，充满亚热带风情的海南岛。未满周岁，父亲因公牺牲，由母亲扶养成人。9岁随母亲工作调动，来到苏皖交界的高邮湖畔天长市上学、生活。十年后，考入位于合肥市郊大蜀山下的安徽省公安学校，一路走来，人生充满了坎坷的道路和丰硕的成果。
旭华兄正值中年，由于他的深深钟情于艺术，在担任繁忙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仍不缀刀笔刻苦读书，他年定当于此有所成就。旭华兄的身上渗透着皖北人典型的性格，他为人挚诚、敦朴，体现出个人品格良好修为，得众之和，其未来必然于艺有益，于事而通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