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2019年的瞿天临学术造假事件才落下满互联网的梗，瞿天临2.0版的仝卓就重现了瞿天临式的翻车操作，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仝卓先是在直播中自爆高考时将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生身份，被网友质疑高考舞弊。之后该事件引起了山西省教育厅高度重视，在联合了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后，教育厅核实并确认仝卓以伪造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了2013年高考。除了自己将接受高考成绩无效、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证书被撤销等处罚之外，仝卓还以一己之力将涉事的多名行政官员拉下水。其继父也将面临严肃处罚，可以说仝卓上演了当代版的“坑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的山东冠县女子16年前被顶替上大学一事还在持续发酵。顶替者是谁，迟到的真相又是什么，那个被顶替的人生由谁来弥补，都暂无后续。
追求教育公平本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前提。从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到1977年高考恢复，教育政策的实施打破了阶级固化也固化了阶级。难以否认，在此过程中，有多少相对公平就有多少相对不公平。从“高考移民”到公权力插手教育，当今时代，什么才是我们追寻的教育公平？
“高考移民”现象小考
“高考移民”的产生可以追朔到隋朝出现的科举考试，只是那个时候被叫做“冒籍”。“冒籍”的现象随着科举制度一路被沿袭，根据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5.5，落后地区云南是53.8，贵州是21（单位：百万分之一）。简单来说，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种“高考洼地”催生了“高考移民”，即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就通过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可以说，冒籍现象在古代并不少见。
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画上了句号，经历了停摆的高考终于也在1977年被重新恢复。尽管我国实行统一高考制度，但录取考生是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法，这就导致了地区间录取分数线的严重倾斜，且录取比例分配失调。于是，“高考移民”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再度出现。
所谓“高考移民”是指部分教育基础较好、录取分数线较高地区的考生结合自身的成绩情况，借助户籍变更，取得去录取分数线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参加高考的资格。其目的在于以更低的录取分数线考取更理想的大学，而“高考移民”出现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和高考录取率的不平衡。
尽管我国不断出台新政策、新法规打击“高考移民”这一不利于教育公平的现象，但这并未根本地从源头地遏制这一现象，反而衍生出了境外移民和汉族考生冒充少数民族参加考试的其他“移民方式”。
境外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获得港澳台同胞的身份，参加大陆地区高校针对港澳台学生及华侨生的考试。由于国内政策的倾斜，港澳台的学生在参加大陆招生考试时可以获得大幅优惠政策。因此，许多家长会通过各种手段或资源帮助孩子获得同胞身份。这种方式一般出现在沿海地区一带，如广东、福建。
二是获得外国国籍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很多高校为吸引海外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留学生的优待政策。绝大部分高校只要通过汉语能力考试，提供高中成绩便可申请入学。只有少部分重点大学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但是难度非常低，几乎不会对中国学生造成困难。
境外移民属于一种高成本的新型移民方式，在国内对“高考移民”不停封堵的情况下，这种移民方式为家长提供了新的选择。
此外，我国在招生录取分数线上给予少数民族考生的倾斜政策也给想要通过移民而获得更高水平教育的考生一个新的“捷径”。于是部分汉族考生通过改变民族籍贯的方式获得加分照顾，提高名校录取几率。
这类“高考移民”也包括了两种方式，一是只改变民族，不改变考试地，一般出现在居住地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这些地区会根据民族类型制定不同的考试制度，但不论以何种制度考试，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分数一定低于汉族考生。二是同时改变民族和考试地，考生利用国家政策漏洞，获取少数民族身份。同时为了减轻高考压力，将户口迁移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既可以获得高考加分，还可以获得少数民族自治区政策倾斜。
社会冲突论下的公权力插手
尽管“高考移民”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和高考录取率的不平衡，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此现象的根本动因。这需要社会乃至国家层面一个长期的研究，依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这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令我们难以忽视且在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的，是这个加剧教育不平衡的过程中以公权力为名义的插手。马克思认为，社会上的不同利益群体为了争夺某一稀缺资源，会产生固有的利益冲突。其中，马克思特别提到了受教育机会，这里的合法性直指高考的公平性问题。
“高考移民”一直与公权力插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考生要想成功获得“高考移民”的身份必须要通过获得移入所在地户籍部门和当地高中的“协助”才能更改自己的户籍和学籍信息。但是在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顺利做到以上几点也并非易事。可是，为什么我国每年的“高考移民”现象仍旧屡见不鲜？
近年来，一些移入地政府更是在“高考移民”这场利益冲突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海南省政府为了处理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烂尾楼，出台了《海南省积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这种借高考的幌子来达到出售积压商品房目的的手段极其拙劣，但对当地的“高考移民”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投资商的子女可以在当地享受高考的优惠政策，这些地方政策的实施使得“高考移民”成为了大多数同批次不享受优惠政策考生家长吐槽的对象。
自1958年我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以来，公民的受教育权就与其户籍所在地紧密相连。越是发达地区的考生，越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而越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的考生，进入好大学的几率就越低。于是，来自于高考竞争压力较大、录取率较低省份的考生通过“购买”只有本地考生才能享受到的高考招生指标来实现自己接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
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来看，“高考移民”是在现有的高考制度的法律框架内，有目的性的与迁入地人民政府及教育部门达成某种契约关系。而对于这种契约实现的目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对于“高考移民”而言，他们是为了获得低分录取的实惠，而对于“高考移民”的组织方来说，他们无疑是促使这一现象不断恶化的幕后黑手。
于是，来自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考生在公权力的助力下“落户”偏僻小村庄，而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高考移民”又能够提升学校的升学率，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由此吸引来更多的初中生报考这些高中。同时，这还会带来社会上更多的资助以及当地教育部门更多的教育拨款，有些高中还能通过收取高额的借读费增加学校的资金收入。至此，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移民闭环”，几方收割，受害者谁？
特权不需要反思？
从瞿天临到仝卓，再到16年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山东女子，这是社会频繁发出的警钟。为什么瞿天临能在网友问出有关论文问题时神情自然地反问“什么是知网”？为什么仝卓能在直播开玩笑地跟网友分享“用了某些手段”而大言不惭？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就能用“非法手段”将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而改写了一个本该拥有更好未来的农家女的人生？
当公权力成为特权，正是我们需要警之慎之的时候。特权之所以是特权，是因为特权不需要反思，也不需要检查自己是否特权过度。它反而会适应这种特权形态，要求反对特权的人永远沉默闭嘴。
就好像光荣革命只是在那个历史境况下被认为是进步的一样，没有流血而造成政权更迭，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权力的本质。而殖民史告诉我们，建立在“日不落帝国”的灿烂之下，是56个亚非拉国家人民的呻吟。不论是南非肯尼亚苏丹巴格达，还是印度，英国的光荣梦想都是基于枪炮。讨论英国皇室的优雅礼仪，言谈举止，王冠上的明珠，华美的城堡和舰队，却无法驱散他们对远在万里的殖民地人民持续进行赤裸裸掠夺和血腥镇压时的影子。
当公权力泛滥成为特权，再演化为整个社会的默认时，社会就将走向无知无情。瞿天临是，仝卓也是，被顶替农家女的人生悲剧更是。正视教育下公权力插手的罪恶渊薮，要从社会的层面开始行动。公权力的滥用落在每一个人头上最终都会造成一场雪崩，但我们都知道“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