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科技的快速发展，也让我们目睹和深刻经历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的双重性让我们既看到社会正态、积极和强大的一面，也让我们感受着负面、消极，更是脆弱的另一面。
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社会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不同的问题在各个领域都不断地涌现出来，从金融到教育，从医疗到就业，这也让社会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
同时，与“脆弱性”对应存在的“反脆弱性”也被社会日益重视。黑天鹅之父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指出，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反脆弱的事物不但能免受冲击，还能从冲击中受益，并在不确定中建立了一种超越“强韧性”的机制，能够见机行事、自我改造和自我进化。
从“脆弱性”到“反脆弱性”，这是疫情下的大考，而如何构建社会的反脆弱体系以增强社会韧性，并使社会持续自我进化，从各种混乱、压力和冲击中受益，也成为了后疫情时代值得我们深思的追问。
现代社会为什么依旧脆弱？
“脆弱性”的概念起源于从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分析，1979年，联合国减灾组织（UNDRO）出版了以“脆弱性”为题的报告。其后，这一概念逐步拓展到社会学、生态环境、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覆盖自然科学、医疗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并成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
社会脆弱性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脆弱性即粮食安全风险与抵御风险的能力的差值；在收入和健康方面，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则把脆弱性界定为“家庭或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收入或健康贫困的风险，但脆弱性也意味着有可能面临一些其他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辍学）”。
而《2005-2015年兵库行动纲领：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认为“脆弱性”是“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或活动所决定的条件，由于这种条件，一个社区更容易受到危害的影响”。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社会脆弱性自有其表现方式。而机器文明赋予了时代新的特征，却由于现代化的系统性、复杂性、放大性和加速性而依旧伴随着社会的脆弱性。
首先，系统性可以分解为整体性、结构性、互联性、有序性和动态性，最重要的则是其中的整体和不可分割的特征，以至于现代化社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次，现代化过程就是复杂化范式演化的过程，而复杂范式的核心则是自组织主体的多元化，自组织主体关系交叉。于是，超越经验，排斥中心控制，导致了社会脆弱性。
其三，现代化的放大性过程是人与社会，以及不同的体系交叉，多元渗透、溢出，从一个体系到另外一个体系的传递，形成放大机制的过程。
最后，全球化下，不论物质、技术，还是精神的创造，都呈现指数级增长。从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就可见一斑，人类早已告别以世纪为单位变化的时代，进入以月甚至以天为单位的裂变的时代。
于是，在现代化超越经验，甚至超越人们的“理性”下，人类的自身能力和人所主导和推动的现代化之间产生了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人们的认知、反映、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出现了滞后，甚至会发生偏差，加剧了现代化的脆弱性，并凸显现代化的脆弱性。
疫情下的社会脆弱普遍存在
社会脆弱性关注着社会系统内部结构特征对脆弱性的影响，即社会系统存在的先天不稳定性和敏感性所致的贫困、不平等、边缘化、社会剥夺、社会排斥等。此外，社会脆弱性是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表现，收入、健康、风险、敏感性、暴露程度、环境与社会关系都是影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显然，在疫情的背景下，“社会脆弱性”和“次生风险”被进一步凸显。疫情严重破坏了各国基本卫生服务，造成广泛的社会经济干扰和对医疗系统的冲击，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封城”、社交隔离等措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
此外，国际关系因素使疫情的影响更为复杂，不论是美股熔断还是各国航空业的损失惨重，对粮食短缺、疫情再次暴发的担忧带来新恐慌等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脆弱。
疫情冲击导致了社会脆弱群体的范围扩大。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企业、股市、油价和各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挑战，航空公司、餐饮、商场、旅游景点等亏损严重，而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居家、停工停产、封闭城市乃至国家的措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于是，在疫情影响下，相对于贫困人口、边缘人群，曾经有较强抵御风险能力的人群，即所谓“不易受损者”或者“非脆弱群体”也可能沦为脆弱群体。
此外，社会脆弱群体的脆弱程度加深。从全球抗击疫情战略来看，疫情蔓延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状况已产生深远影响，并对脆弱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损害。
疫情下，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脆弱性增加，公开数据显示，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激增达25%以上，有些国家则增加了一倍。而在人道主义危机和脆弱环境中，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遭受贫困、暴力，被忽视和虐待的比例也更高。难以否认，疫情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现象并带来新的威胁。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人类在一百年里未曾经历过的巨大灾难，它让人类充分体会到“脆弱性是普遍存在的”，而由于各人在财富、权力、地位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社会排斥和歧视，疫情给不同群体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风险，使得不同群体对抗风险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
当然，社会脆弱性评价既是对社会脆弱性的评估，也是对社会韧性的反映，因此，社会脆弱性评价也将成为实现脆弱性和韧性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切入点。
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进入疫情的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如何针对现代化形成的各种脆弱和风险，改变疫情冲击下医疗健康部门的系统性脆弱现状，实现福利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融合，依旧是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社会工程。
从“脆弱性”到“反脆弱性”，这是疫情下的大考，而如何构建社会的反脆弱体系以增强社会韧性，也值得我们持续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