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提起李鸿章，在我们固有印象中，他是“卖国贼”，中国近代许多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在许多古装影视作品和历史著作中，李鸿章也被描述成是面对洋人卑躬屈膝的谄媚之徒。
但是这些看法是有失公允的。我们看待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只盯着历史结果而去评判人物的好坏。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他早年组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他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主张“自强”、“求富”，认为只有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才能增强国家实力，不受列强欺凌。
1861年，辛酉政变，慈禧扳倒了顾命八大臣及其势力。掌握实权的慈禧也尝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于是，重用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
李鸿章如鱼得水，随即领导洋务派，开展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们 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兴办了一大批近代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其中，世界五百强公司之一的招商银行的前身，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12月设立的轮船招商局。
在军事上，他还建立了当时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主要作战军舰25艘、辅助舰艇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如此一支钢铁雄师、水上巨龙，却在与弹丸小国日本的决战中惨败。主力铁甲舰镇远号更是被敌方追到家门里，虏获而去 ，被编入日本海军。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耻辱。
1894年，清廷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终破产。
甲午战争战败是李鸿章的过错吗？
虽然李鸿章不负全责，但至少有四成责任在他。
第一，他作为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用人不明。
丁汝昌，他的精神、气节不容置疑。但他早年参加太平军，后归降清廷，才被李鸿章委以水师提督的重任。丁汝昌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的军队管理训练。可能在见到定远、镇远舰之前，出身草莽的他连战列舰到底为何物都不甚了解。
对丁汝昌的任用如果说是用人不妥的话，那对叶志超的任用就是天大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甲午战争的前序就是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叶志超奉命镇守平壤，却在日军来袭时，不战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溃回国内。后来，叶志超被称为“逃跑将军”。后世评论，若叶志超可以坚守三天，朝鲜局势将有转机，国内局势也不至于此。李鸿章本有机会将其调离，可他仍然支持自己的淮军心腹叶志超。结果就出现，“逃跑将军”狂逃五百里，溃回国内的荒唐败局。
第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指挥也存在严重的失误。
当中日还在朝鲜发生冲突时，李鸿章本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可他却无所作为，在李中堂心中最大的依仗莫过于“以夷制夷”。先在国际上“站住公理”，然后请求外国列强出面调停。
可是，外国列强是真心维护“公理”吗？小日本狼子野心他顾“公理”吗？
甲午海战一触即发，战争中，李鸿章又一味采取防御策略。明明有很好的进攻机会，他都不肯让自己的“宝贝舰队”主动攻击。以至在整个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竟没有一次战役是主动出击的。或许，李鸿章认为只有保住铁甲舰，才能有本钱继续跟日军战斗，他才能在朝廷有一席之地，中堂之位才稳固。
故此，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惨败中，有四成的责任。
那另外六成呢？当然得算在腐朽的清廷身上。
日本为了赢得甲午战争，全国一心，上至王室，下至平民无不鼎力支持。就连天皇也节衣缩食凑军费。
反观清廷内部，以翁同龢为首的保守派处处掣肘洋务派，帝党、后党也是纷争不断。慈禧为给自己过六十大寿，还挪用海军军费。黄海海战炮声雷雷，紫禁城内锣鼓喧天。这样的朝廷焉能不败？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率团前往日本谈判。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乘船到达日本马关，随即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展开谈判。会谈结束后，李鸿章返回住所，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的刺杀。李鸿章左脸被子弹划伤，流血不止。经过包扎后，李鸿章继续与日方谈判。谈判桌上的老手李鸿章利用这次刺杀事件成功地让理亏的日方减少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4月17日，双方正式签订《马关条约》。
公允的说，李鸿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是尽职尽责的。一位七旬老臣不顾舟车劳累，抵岸就展开紧张的谈判，即使被刺伤仍坚持工作。在谈判技巧上也不愧为谈判桌上的老手。若是换做另一个人，可能清廷损失得更多。但是“弱国无外交”才是谈判桌上的真理。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获得巨大的利益，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李鸿章在签约后，立马成了千古罪人，遭到国内一片指责、唾骂。慈禧“顺应民意”罢黜了李鸿章的一切职务。
赋闲在家的李鸿章没有想到，六年后还会有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等着他。
李鸿章理想成为大清的铁血宰相。实则，不仅是大清的裱糊匠，还是大清的“背锅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