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抢救的速度有多快，有关哪些偏方甚至伪药可防治的谣言诞生速度就有多快。譬如近期日本就因盛传花岗岩、玄武岩可杀菌，导致买家们高价抢购；中国则特别建立联合辟谣平台，澄清诸如沉香可预防新冠病毒、光催化设备能杀死病毒之类的荒诞流言。
其实伪药与偏方的出现几乎与正规医药一样古老，毕竟不是人人都有条件或财力享有严谨的医疗服务。
中国古代为了统一用药规格与推广医疗，自北魏宣武帝（483─515年）在位时，便「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向地方郡县颁布30余卷医书药方。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也将《广剂方》里的重要方子榜示于地方：「特念僻逺之家，未能缮冩，闾阎之内，或有不知……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
即便是在兵荒马乱、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温（852─912年）也不忘下诏「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于要路晓示。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宋朝对于医事的诏令更是有增无减，且编纂医药类书的规模远迈前代，比如《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都是颁行地方传钞的医书。由此可见中国历代许多执政者视民如伤的使命感，绝非全然「何不食肉麋」的颟顸政权。
可惜立意再好，在交通与信息流通不便，以及利益驱使下，伪药偏方仍层出不穷，连药铺也罔顾人命以假乱真，北宋黄庭坚（1045─1105年）就曾痛诋过这种乱象：「然市中人治药，以丁代丙，以乙当甲，甚贵则阙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因此宋朝特别设立和剂局与惠民局，以价廉质优的医药施救百姓，意欲杜绝「假伪售真」的流弊。
不过这仍消弭不了广大百姓对偏方伪药的误信，更断不了庸医牟利的念头，因此南宋高宗（1107─1187年）在位年间，竟还得下旨告诫：「访闻今岁患时气，人皆缘谬医，例用发汗性热等药，及有素不习医、不识脉证，但图目前之利，妄施汤药致死者甚众」。连和剂局与惠民局也因监督不严，发生「药材既苦恶，药料又减亏，稍贵细药，则留应权贵之需。四局所卖者，惟泛常麄药，缺者多而赎者亦罕」的弊端。试问，若连官署都为了省钱与优待权贵而带头调制伪药，百姓的医疗水平又如何改善得了？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传统医药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频遭质疑，伪药与偏方歪风也乘着政府失能分裂的时机，与资本主义的列车更疯狂流播。譬如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便充斥不少劣药与造假广告，不是号称可戒鸦片瘾，就是标榜改良人种，或是假托欧美所制以哄赚消费者。比如华益大药房推销的「卫生补元汁」，就耸动地宣称「此汁乃本药房独得之秘方，由七国卒业文凭医学生所授，经东瀛国手暨孟河良医陈君化合察究，咸称无上妙品」。更甚者，还有如香港屈臣氏药房公然于《字林沪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拥有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晚清名臣赠送的匾额，借以自抬身价，与当今利用名人渲染效果的手法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中国的这些乱象还算不上什么。自称「响尾蛇之王」（Rattlesnake King）的美国牛仔克拉克．史坦利（Clark Stanley），振振有词地介绍自己曾向印地安霍皮族（Hopitu-shinumu）学习秘术，独家调制的「蛇油」（Snake Oil）可治疗关节炎与任何疼痛。结果1917年美国政府调查他的产品后赫然发现，当中没有任何一滴蛇的成分，反而有牛肉脂肪与红辣椒，下令予以罚款，也让「蛇油」从此成了历久不衰的诈欺代名词。
还有曾担任过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的勒布朗（Coozan Dudley LeBlanc），在竞选州长失利后改行卖药，将维生素B、维生素C、蜂蜜、酒精混合后包装成名为「哈达科尔」（Hadacol ）的新药水，号称可治疗高血压、关节炎、哮喘、糖尿病、心脏病、肺结核等，简直无所不包。透过便捷的交通与媒体，向全美国巡回推广这药水，并付钱做了许多夸大广告，曾有一度是仅次于可口可乐公司的美国第二大广告用户。
1949年广播电台播出了使用者的「亲身体验」：「两个月前我不会读写。但我喝了四瓶哈达科尔后如今正在教学学校」；或是「我以前无法跨过围篱，也无法在没有辅助下从椅子起身，但从我服用八瓶哈达科尔后，我可以自己绑鞋带，也感觉能跳过六呎高的围篱与不顾一切」。如此荒诞不实的「证言」，却风靡美国大地，使勒布朗靠着每年数百万瓶的销售数字跻身大富豪的行列。
虽然勒布朗后来因财政拮据而迅速将公司脱手，但讽刺的是，并非大众发现「哈达科尔」疗效不实致使销量下滑，而是因为勒布朗没缴65万美元以上的税金与积欠供货商220万美元，接手的买主在发现烂摊子后不得不宣告破产。至于勒布朗本人则全身而退，丝毫没因公然传谣虚假药效受过半点法律罪责，十足地呈现资本主义的荒谬。
无论古今中外，伪药偏方的出现既代表人民对疾疫的无助、对缺乏有效医药的另类控诉，也代表对私心私利的追逐，甚至不乏有心人士刻意混淆视听，故难以消灭。加上现代传媒发达，真假信息四处流窜，人类的理性实在敌不过陌生病毒散播的恐惧感与资本利益的侵蚀。而要如何制止这类歪风，恐怕仍须政府强而有力的治理体系方能办到。
撰文：涂柏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