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再一次，杨笠登上热搜。与前几次不同，杨笠这次的遇到的麻烦显然更大，影响范围也更广。
3月18日，英特尔消费类产品官微发布杨笠宣传英特尔笔记本电脑的相关内容。该微博发布后不久，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抵制，认为杨笠作为一个曾经在脱口秀中挑拨“性别对立”还“侮辱男性群体”的人，没资格担任“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英特尔产品宣传者。
舆论压力下，英特尔将相关宣传内容下架。并在3月22日回应称，注意到与杨笠的相关推广内容引发了广泛争议，这种情况并非预期。
事实上，杨笠代言英特尔引发的“性别对立”争议已经不是杨笠第一次因为性别议题而被推上舆论风口。《脱口秀大会3》里，从杨笠那句“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的吐槽开始，到杨笠在第二轮主题赛中的对“男生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番吐槽，正式点燃了有关男女对立话题的“火药桶”。
很快，人们高速分裂阵营，互相嘲讽和攻击，并且越演越烈。是谁在挑起性别对立？极化的情绪里，关于性别的攻击真的是一场零和博弈吗？
杨笠没有错
对于喜剧表演来说，不论是传统的表演小品，还是更为市场化的平台，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比如，脱口秀就是兼具“商业娱乐文化的敏锐性和主流文化的适应性”，形成的一种“相对开放、灵活的生产者文本”的喜剧表演。
美式脱口秀调侃对象上至总统，下至民众，吐槽内容也包罗众多，从政治竞争到社会时事。以网络平台播出为主的中国《脱口秀大会》，则主要依赖素人的个人经验表达。通过社交媒体二次剪辑，引发观众的讨论、认同和批评，把本是个人经验的表演变成一次社交媒体的公共情感。
于是，当女脱口秀演员们在麦克风前展示着个性、阅历、知识量、自嘲能力和对当下的思索时，大量输出的女性议题，也将催婚催生、身材焦虑、职业女性等关照现实处境的话题带进公共讨论的空间。
对于脱口秀来说，好笑不好笑就是其最简单直接的反馈，因为好笑就是好笑，不好笑就是不好笑，观众的沉默就意味着段子不行。不论是杨笠的“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还是“男人还有底线呢”的调侃，这些话都在脱口秀里，作为某个笑话的最后一句（即梗或者包袱）而存在。
从现场效果来看，它们成功完成了梗的作用，给现场带来了欢乐，获得众多观众的欢迎就是其成功的最直接证明。更重要的是，杨笠表达了普通都市女性的渴望、不安、脆弱与自嘲。并且，是以大胆、冒犯的形式。
脱口秀的内核，就是从生活、从日常中搬取一些诙谐的桥段进行加工并表达出来。它不是公众演讲，并不直接体现讲者的观点。它是一种表演，是喜剧的另一种舞台呈现。它们必然会遭遇争议，这非常正常，尖酸刻薄本身就是幽默讽刺的一部分。
很显然，脱口秀需要“冒犯”。笑果曾做过一个节目就叫“冒犯家族”，宣传的就是“冒犯有道理，得罪没关系”。杨笠讽刺漫威女英雄黑寡妇唯一的超能力是不会老，她讽刺男性主导的审美，以“你喜欢什么，我偏不长什么”反击男性凝视。
杨笠没有错，她借用脱口秀这一公共平台，以看似个人化的个体经验，展现了新一代都市女性的主体。她调侃男性普通却自信，事实上，“普通却自信”之所以让人觉得好笑，正因为它说破了一个潜藏的事实——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于是，在女性标准里很普通的程度，在男性那里就会让人很自信。这种荒谬性，是整个社会给杨笠埋的梗。
当然，杨笠也表达对恋爱的渴望，“太喜欢男生以至于舍不得挑一个”；她调侃自己微博只发广告，说那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她讽刺自己鼓励他人坚持自我，在面对老板时，却又要自我规训。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立体的、不单一的女性表达，才能令如此多普通女性观众找到认同和共鸣。
性别对立是性别问题的暴露结果
格雷格·迪安在《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中提到：“在那些包含冲突、争议和问题的领域里挖掘，才会找到很多素材，幽默感是一种应对痛苦的方法，喜剧潜藏于痛苦的事情里，而这些领域是不讨人喜欢的。”如前所述，脱口秀需要“冒犯”，讽刺本身就是幽默的一部分。并且，脱口秀冒犯尺度远不止此。
在第五季第七期《吐槽大会》节目中，中国男篮球员周琦、郭艾伦遭嘉宾吐槽，国足名宿范志毅在吐槽周琦时说：“在家门口打成这样，脸都不要了”。这也一度引发争议。
此外，地域炮、种族梗，针对肥胖、残障、女性等特定群体的段子在脱口秀的表演中也并不少见。当然，在诸多形式的“冒犯”中，自我吐槽通常是外界接受度最高的一种。比如，何广智常常用沪漂打工人的自黑视角，提供对社会另类的观察：“我是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每月收入1500块，收入特别得稳定”。
表演归表演，游戏归游戏，但是现实的确是，很多人经不起冒犯。就像杨笠只是做出了和其他男性脱口秀演员一样的吐槽，就像男性们吐槽女性恋爱脑，吐槽冲动消费一样，而人们对男性的吐槽并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当杨笠站在女性视角去吐槽的时候，这些就变成了“攻击”和“引起对立”。
杨笠的公共表达无疑挑战了现有的权力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有人类精神文明基于男权社会需要，在承认、夸大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导致歧视女性的性别不平等，即以“男尊女卑”的等级理念制定道德规范。从原始儒家的思想来看，“性别”不仅是一种社会分工，还体现了“男尊女卑”的道德判断。
这种思想把女性局限在私人领域，使之成为符合父权制需要的工具。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现代劳动方式使力量、性别隔离逐渐消除，女性的能力和价值才得以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得到极大释放，追求男女平等成为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进步之一。
当然，实现男女平等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生理差别使女性依旧担负着无法推卸的生理责任，传统观念的禁锢也使得女性更多地承担着家庭内部分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笠的段子颠倒了过去的秩序，从女性生命经验出发，拿男性开涮，吐槽男权文化。
正如端传媒《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一文中所评论的，女性脱口秀表演的冒犯“提供了一种反对性别立场的机会”，挑战了男性霸权的主流文化，释放女性被压抑的表达。事实上，在杨笠之前，喜剧长期被男性垄断，女性被矮化、物化、老化、丑化一直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研究发现，三十一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中，许多女性角色没有职业，只以妻子、女友、女儿、母亲甚至邻居大姐的身份出现。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里，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有的还“被设定为具有浓重的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气质”。
可以说，杨笠式的脱口秀冒犯，是女性在公共场域表达主体、挑战既有男性霸权机制的重要尝试，而由此导致的性别冲突、性别对立，正是把以往性别问题暴露出来的结果。
极化的攻击值得更多警惕
如果说当女脱口秀演员们在麦克风前大量输出的女性议题，是一场关于性别的文化更新——弱势群体要向强势权力争取权利，对立和争论就必然出现，互联网声浪迭起的性别冲突、性别对立，正是把以往性别问题暴露出来的结果。那么，越演越烈的嘲讽和攻击，高速分裂阵营则值得警惕。
究其原因，一方面，性别差异天然存在，而关于其的讨论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得以低成本高传播。不管是网络还是现实语境，用户都是为了寻求共鸣而非异见，而网络恰好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找到想法类似的同类。在这样的背景下，性别不再是讨论的话题，而是站队的根据。
于是，性别讨论更多的成为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或者说更像一种情绪消费，而非讨论。当性别对立发生后，群体中少数用户之间观点碰撞产生共鸣，进而发酵形成煽动性的氛围，产生舆论主场，并将群体的情绪向极端方向引导。在面对这种通过群体传染不断放大并迅速扩展的行为或言论时，多数个体的判断能力和自控能力都会大大降低，怕孤立、易跟风，最后失去理智。
另一方面，争议也意味着流量。争议越多，流量越多。在流量经济甚嚣尘上的当前，一些产品对于极端内容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一些营销号更是抓着“男女对立”的噱头进行营销和挑起争议。
以Facebook为例，极端内容的盛行之下，社会学家兼Facebook研究员Monica Lee研究发现，近2/3加入极端主义小组的用户都是被Facebook推荐吸引而非主动检索。算法分析用户在平台上每一个行为，继而推荐更多可能喜欢的内容，兴趣转化为点击，点击转化为参与和活跃度，最终达成商业变现。
在“泛娱乐化”媒介时代，互联网到处体现着“娱乐至上”的价值取向，让“刺激”成为其传播的隐性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容易被传播和流行，严肃的性别讨论面对失去市场的可能，而对立却满是看头。
毋庸置疑，在现代化冲击下，性别议题将长期存在，未来或许也会有更多的对于性别伦理的解构和建构。但是，不论是情绪上头的互相攻讦，还是心平气和的严肃讨论，在众说纷纭里，唯一能确定的，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应当是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的尊严。
新的世界和新的价值理念在未来都会出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对立和争议时”不断反省和更正，撕掉恶意与标签，因为男女之间从来都不是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