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5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原定于4月初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终于发布。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与此同时，中国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速降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也大幅下降。
人口普查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将有效降低了国与民沟通的中间成本，为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提供了条件。其中，人口结构的问题就是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问题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炉，就印证了与之相关的事实，同时也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人口普查印证人口变化
1953 年，中国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直到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颁布，正式确定了每十年普查一次的步调，年份尾数为 0 的那一年，就是人口普查的那一年。
通过六次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加速膨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拉低了出生率，青少年人口与青壮年人口大致相当，人口数量增速放缓，年龄结构转为成年型。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让人口的金字塔正式迈入老年型，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正印证了这一预测与事实的发生。一方面，根据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 为1443497378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411778724人。全国人口与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
然而，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较前一次普查人口增长率分别为7.6%和9.8%，年平均增长率为0.57%和1.07%。这也意味着，过去20年间，全国总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如果继续按当下趋势，下一个十年的增量会更少。
当然，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认为，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等。
事实上，2016年我国已放开了二胎政策，并且出现了二胎小高峰，但近三年来，我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数下降依旧明显，从之前每年的1600-1800万人，到2020年只有1200万人，下滑压力凸显。
宁吉喆表示：“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人口的惯性增长、“单独二孩” 和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和人口寿命增长对维持人口的增长仍有贡献，但 “二孩” 效应也在逐步减弱。
另一方面，老年化在加速。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加深，到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四分之一，2050年前后将超过三分之一。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大国。
其中，东北三省的老龄化现象尤为明显。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万人，而老龄化程度加深，65岁以及上人口比重为16.39%，提高7.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42%，为全国省市中最高。
育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生育率的降低，可以预测，未来新出生人口数还将继续下滑。同时，老人占比提高，死亡数量上升，最终将导致总人口数停止增长，触顶下降。
告别传统“人口红利”
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挑战。要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庞大、不断扩大和年轻的人口曾推动许多国家的崛起。大国需要召集人员为其打仗，需要公民纳税。拿破仑(Napoleon)踏上征战道路之前，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一轮人口激增。20世纪，法国的人口落在德国和英国后面，这让法国精英们曾感到焦虑。
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靠的正是“人口红利”，也就是中国人的勤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选择了三位中国农民工。他们认为，中国劳工的勤奋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在，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一方面，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
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而这或将导致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另一方面，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将受到冲击。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可以看到，代表经济活力的劳动阶层在明显下降，代表成本负担的退休老龄阶层快速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国民的消费力一直很难提振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可以说，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迎变化而上
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会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压力，更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亟需我们做出政策准备。这些政策准备就包括放开限制生育的各种政策，尽快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同时进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相关改革，增加供给。
但挑战背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比如，人口老龄化以后，尽管对传统耐用品行业的需求会减少，但对养老、医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则会增加。而未来的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以及与老年人消费有关的产业，则将进一步带动就业增长。
但目前，适应长寿时代的一些重要就业岗位人才严重稀缺。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7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7.52 %，8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18%。预计未来养老专业护理人员需求量在1000万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经过培训的还不到100万。
此外，家政养老看护服务和社区日间照料的劳动力缺口分别超过55%和70%。虽然这其中存在老年人护理行业的收入不高，直接影响到人才储备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说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仅从就业角度来说，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老年人的消费市场在我国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在人口红利逐步到顶的今天，老龄化群体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已经成为一个可预见的趋势。英国学者安德鲁和琳达所著的《长寿人生》一书中提及，近15年来，英国的旅行支出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计算，50岁以上人群的消费规模目前为7.6万亿美元。
再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
此外，生育率降低其实是人口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世界和未来的大趋势。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它作为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家庭为单位，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系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家庭对于个人尤其是女性来说不再是必须的了。在富裕国家里，每个成人即便没有家庭，也可以活得很好，包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快乐。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互联网游戏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模拟社交和爱情。
于是，家庭逐步消亡的趋势，随着现代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人理想中的家庭模式，已经从传统普遍的多孩家庭，逐步过渡到一孩家庭，直至丁克和完全单身。这个趋势，已经逐渐从全球生育率和家庭规模的数据中得到验证。毕竟一百年前谁也不会预料到，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2以下。
并且近年来，高居不下的房价，增加了结婚成本，推迟了生育年龄。房价高企和学位房的捆绑，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对于中国来说，房贷是中国家庭的第一债务来源。房贷透支了上一代的养老金、这一代的家庭储蓄以及下一代的消费及教育支出。
以上两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导致世界经济水平越高，生育率就相对越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普遍现象。
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这个数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7，低于英法美，与日本、德国相当。这也提供了一个可能，即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与不断增强的国力之间的历史联系，或将让位于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
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已然到来的一大挑战，但老龄化并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事实上，中国的老龄化群体不仅是现在的增长变量，更是未来的增长常量，其重要性不仅之于商业价值，更之于社会意义。显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炉，虽然印证了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的事实，但也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