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在“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的另一边，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剩女”现象越发成为一个显性话题。连续几日，一篇题为《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的论文，通过网络再次传播。县域体制内的“剩女”作为“另一个不被看见”的群体受到了广泛关注。
研究发现，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青年作为婚配对象，但体制内的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于是出现了体制内男性“香饽饽”、女性“越剩越多”的现象。
尽管相对“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来说，县域体制内女青年的“剩”不构成困境或问题，并且很可能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根据论文的访谈结果，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有结婚的意愿与需求，而又难以完成择偶进入婚姻中——不能上嫁，只好单着。
“剩女”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拥有普婚文化的国家，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婚姻拥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但“每个人都应该结婚”依然是社会的主流观点。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加速进入转型期，除了被广为关注的“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的问题，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剩女”现象也越发成为一个显性话题。
目前，关于县域体制内的“剩女”讨论多半来自于发表于2019年的题为《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的论文。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基层治理。通过调研，欧阳静发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体制内青年中，女性面临着“择偶难”的状况。其中，女教师是县域剩女主体，县乡女干部则越“剩”越多。
要知道，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变化，受到所处地理环境、父母影响、个人经历、工作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体制内的女性却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
当然，“剩女”群体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女性经济地位上的提升。从某种层面来说，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是迫于经济安全的需要用婚姻来交换获取男性所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大龄未婚女性群体早已实现了经济独立，基于进入婚姻后需要舍弃的事业发展机会、休闲娱乐机会、自我提升机会而相应在婚姻中能获得产出却是不确定的，因此会出现对婚姻的迟疑与回避。
女性经济地位上的提升，让现代女性得以拥有选择是否进入婚姻的自由，而婚姻梯度选择偏好的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却是造成县域体制内的“剩女”现象的直接原因。
按照“婚姻梯度选择偏好”理论，当事人一般遵循“男高女低”的原则。女性明显表现出寻找各方面条件和能力都要比自己强的攀高择偶倾向；相反，男性一般要求对方年龄小于自己，身高学历不高于自己，工作不优于自己，明显地表现出一个女性各方面条件和能力不要超过自己的“低就”择偶倾向。
这种“男高女低”的非平行的婚配模式，导致婚姻市场上出现人为的“选择性”的性别比失调。对于县域范围内，那些高学历体制内的女性来说，可以匹配的更优秀的男性或者同等优秀的男性都出现了相对稀缺，导致在婚姻市场上出现被挤压的现象。
比如，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小县城，没有大型国企、高校，工商、银行等事业编机构也较少，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是体制内的主要组成人员。在教师队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况下，可供女公务员选择的适龄体制内男性并不多。
对于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动来说，受到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影响，原来县城的大部分男性大学生都选择了去大城市打拼，“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独生女）的预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优秀体制内女性累积在县城中，同时受梯度择偶的限制，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被“剩”在了婚姻之外。
铁打的“剩女”，流水的人才
与城市相比，县城体制内婚姻市场中男女供需的失衡的背后，还体现了县域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人才缺失和流失等问题。青年人才是促进县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然而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一直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县域普遍出现“体制内剩女”的现象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才流动相关。大量优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导致这些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素质低下和体制内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日前，《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强中，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广州、杭州、南京、成都、苏州、武汉、郑州位居前十。青年人才加速向重点都市圈与城市群靠拢汇流，逐渐向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集聚扎根。
人才的流动，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结。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可供人才选择的职业规划很多。在生活发展环境、劳动报酬、晋升途径、交通便利程度等比较项面前，基层岗位显然不占优势，特别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综合实力不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即使在省内人才竞争优势也不甚明显。
基层财政为人才提供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待遇偏低，因而导致人才外流或人才不愿进入，特别是对高层次、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和一些具有高端技能的人才缺乏足够吸引力。因此，有着更好的创业环境、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增长空间的大城市，持续吸引着人才的流入。
于是，正如研究调查显示的那样，受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的不同，80、90后的女性反倒成为县域政府运行的主体力量，承担着基层一线最基础、最辛苦的工作。
并且，由于“优秀的人大多不愿意回小县城”，导致县域人才不足，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县城的人才培养问题。根据论文调研结果，许多年轻教师的专业是旅游管理、法律、行政管理、会计、电子工程等与教育无关的专业。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能师专、师范毕业生做老师不同，现在无论什么专业，只要有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做老师，这导致县域教师水平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许多年轻老师毕业于省市级不入流的院校，于是出现一些从小学开始就是差生的人做老师。这类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汉字的笔画秩序，念不清拼音，更不懂得教育方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规律、教育理念等。
“剩女”不“剩”
大量县城“剩女”的出现，让本来就处于男性婚姻挤压的中国出现婚姻的结构性失调。在“剩女”的理性梯度选择的过程中，大批优秀女性无法找到合适配偶，而还有一大批不够优秀的男性由于女性资源的稀缺而无法找到配偶，导致婚姻市场上的大批适龄男女滞留在婚姻之外。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其经济功能、教育功能、人口再生产等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保证，而婚姻是使家庭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途径。当前，婚姻问题早已经超越私人领域，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社会要针对“剩女”出现的原因及现状，从防止出现新的大龄未婚人口的角度，制定相关的人口政策。在政策上优化县域人才结构，不仅有助于解决剩女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县域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根据调研结果，青年人才工作几乎没有进入县域政府的视野。与人才工作相关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不容易出政绩的“非中心工作”，县域的财力和精力都投向了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城镇化建设等“中心工作”。在人才缺失和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县域如果仍不重视青年人才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此外，从个人角度，“剩女”要适当放宽择偶要求，建立新的择偶观念。虽然传统的“门当户对”相称婚配论和“男高女低”的梯度择偶观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但为解决自身的择偶困境问题，也应适当调整自己的择偶态度，树立更科学的婚姻观，摈弃“男高女低”这种传统婚恋观，正确看待婚姻的功能，对适婚异性的要求更开放更包容。
同时，应勇敢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男追女”“男大女小”的限定圈，排除不必要的心理障碍和负担，勇敢走向婚姻市场。还需充分运用各种现代的中介手段，努力搜集婚姻市场的有关信息，争取在更大的空间范围里进行相对务实的双向选择。
“剩女”不剩，需要整个社会和个人的长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