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自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后，近日，教育部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的答复中，进一步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在近几年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关注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听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政策。但事实上，这个政策却并没有让人们感到太安心。
当前，抑郁症依然更多地作为一个“负面”标签存在，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人们也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包容抑郁症。
抑郁筛查让人不安？
出台相关抑郁症筛查措施，似乎是对时下社会高度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最好回应。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频发、抑郁症低龄化等现象突出早已成为既定事实。此前，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仅中国就有5400万患者。目前，患病人数仍在增加。
抑郁症的最坏后果众所周知，就是发生自杀行为，这也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不容乐观的现状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国家卫健委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0%和80%。
与此同时，《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也对外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指示：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在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前，相关抑郁症筛查措施的出台也就不难理解了。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列为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方案》一经发布，首先迎来的不是欢迎和肯定，而是对“给予重点关注”的怀疑和不安。尽管近年来高校已经开始设立心理咨询室、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等，但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依旧形势严峻，由于面对着保护隐私和上报危机的两难，高校心理咨询室的工作推进并不尽如人意。
一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学生在校园里会遭遇什么？首先是约谈，然后是“监视”，严重时“劝退”。在整个过程中，还要遭遇隐私泄露的风险和被旁人排挤的可能。即便是主动咨询，这些令人担忧的因素也依然存在。
一方面，不论是先约谈，后“监视”，还是再“劝退”，一旦启动了程序，就好像解锁了麻烦。事实上，对大学生进行抑郁症筛查，其实并非《方案》首创。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几乎所有刚入校的大学新生，都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一次包括抑郁症筛查在内的心理健康普查。
而在心理健康普查中显示出问题的学生，校方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将逐一约谈了解情况。但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学生在筛查中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被“约谈”的体验却可能并不美好。
学校的咨询师往往拥有双重身份。事实上，在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们分为专职和兼职：咨询中心隶属于学工部，新生开学、迎新大会、军训等学生工作都需要专职咨询师全员参与。此外，还有大堆文书报告、日常会议。咨询师和行政职员的双重身份，也往往让咨询师在做心理工作时很难跳脱出职员角色。
并且，当职员身份与心理咨询师身份混杂的时候，在需要心理帮助的学生和咨询师之间便多了一层师生关系，这对于咨询师保持绝对中立的态度是极大的挑战。而丧失中立态度，却是心理咨询工作所不允许的。尤其是约谈过后，可能还要对学生进行持续的重点观察。对于那些被约谈的学生，这些可能是一种负担。
另一方面，即使学校承诺对学生心理状态的保密，但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作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渠道，为了互相分享经验，往往还是将那些隐私“半实名”地分享在日常工作会上、录入危机管理数据库中。
不止是一种疾病
显然，多年实践下来，高校心理咨询室的工作推进并不尽如人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政策再次对青少年预防抑郁症提出明确的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会引来这么多的争议。
而在争议背后，更多的却是人们对社会依然不能很好地包容抑郁症患者的不安。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抑郁症的社会属性在本质上体现为它是一种具有污名化功能的符号暴力，由此使患者因患“抑郁症”而被歧视。这种困境正基于患者自我与健康大众对抑郁症所共同持有的负面评价之上。
如何理解这种暴力符号呢？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不难听到“没事找事”、“博得同情”诸如此类对抑郁症患者们的评价，甚至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会患抑郁症，就是因为懦弱、无能、一压就垮等，而这种表述无疑会加剧患者体验到的、根植于他人的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以至于许多患者都会生出“怕别人知道自己抑郁”、“怕别人用异样目光看我”的心理。
无疑，疾病和社会意识的双重作用，会让生病的学生变得更加敏感，他们担心以“异类”的身份暴露在生活中。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在竞争已经如此激烈的社会里，任何一个“负面”的标签都可能让人败下阵来，遭受到升学、就业、社交上的歧视。
一旦把抑郁症放入健康档案里，即使做到了保密，也不能保证它不会“保密地”对升学、人事录用造成影响。谁也不知道当抑郁症成为一个系统性筛查的目标后，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们会有怎样的遭遇。
此外，作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社会不能真正理解抑郁症患者们，除了歧视之外，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干预和关爱还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人们希望通过药物和行为改变抑郁症患者低落、沮丧、无力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治疗就一定有效果，这取决于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
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抗抑郁药物只对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显示出了一定效果，而对其他的患者来说，这些药的作用并无异于安慰剂。事实上，至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非常初级。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治疗路径、预防预后，仍是一个黑箱。
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复杂，从心理角度来看，可能是因为抑郁症患者们从小面对施加身体或精神暴力的家长，可能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不可被战胜的威胁，也可能他们承担着难以承受的现实压力。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盲目的干预和关心都不会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时候，抑郁症大规模的筛查和干预，就好像是要拿着探照灯，把那些已经被生活的压力逼到想要躲起来的人找出来。在他们感到低落的时候，却要让他们开心起来；在他们需要逃离的时候，让他们直面威胁；在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让他们继续全速前进。
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起旁人的强大的预设，有时候读懂一个人身上的怯懦，才算明白生活。而如果社会开始对抑郁症进行大量系统性的筛查和干预，并且将写入可能伴随升学、入职的档案，那么就要求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要远远大于“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唯有源头活水来
可以预见，未来的很多年，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低龄化都将是社会的关注重点。除了应对抑郁症提出治疗措施，抑郁症群体的日益扩大也多少也暗示了这个社会潜在的问题。为什么在物质越丰裕的年代，年轻一代却越来越难以感到幸福？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抑郁症都是由抑郁情绪发展而来。
尼斯教授在《产生坏情绪的好理由》一书里，曾以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精神疾病的存在：当我们面对巨大威胁、失败的竞争时，感到低落、抑郁、沮丧的情绪就好像痛觉一样，是对所处环境的反馈，这些情绪让我们向不可战胜的威胁示弱，从无法达成的目标里抽离、放弃。但是，正是这些看起来懦弱、无能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保存能量、有益生存的本能反应。
也就是说，当抑郁情绪产生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沮丧，出现什么都不想做的行为，或许就是一种当我们面对无法逃脱也无法战胜的困境时，对自己的保护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开始确实保护了人们免受更激烈的伤害，但正如一时疼痛会发展成慢性疾病一样，长久的抑郁情绪也容易让人们陷入抑郁症的漩涡。
于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一方面，现代社会高竞争高压力下，家长往往也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长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对孩子从小开始的学习成绩的期望上，于是“鸡娃”行为成为当下社会家长们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高期望”、“高焦虑”、“高社会比较”成为家长群体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
而这种期望和社会比较的心理和行为无疑对孩子的少年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学业不良学生，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佳，常常处在更多、更强烈的自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极易出现过激行为。
另一方面，当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给青少年带来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青少年也受社会普遍心理影响，自我意识强烈，自我体验敏感而深刻。也就是说，随着青少年对自我愈发关注，成功、快乐在他们心中放大的同时，失败、挫折和伤害也被不断放大。
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阶段抗挫折教育却往往存在缺失，大部分的学生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压力、否定等的磨练，在遇到困难时会出现卡位现象，导致一旦生活遭遇负性事件，就易长期陷于负面情绪体验中而不能自拔。
没有健康的鱼会生活在污水里，所有的崩坏都有迹可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抑郁症在年轻一代的群体里愈演愈烈。当然，就目前来说，人们对于抑郁症的愈发重视和了解是一个良好的改变信号。但是，如果不真正改变环境，最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消极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