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现实与普通人的命运
——读程莫深中篇小说《雨季》
陕西｜杨虎林
专栏｜文艺锐评
原载｜《长庆文学》1996年第1期
【编者按】
90年代中期，《青年作家》杂志相继在头条推出了作家程莫深的两部中篇小说《雨季》、《雪季》，并连续半年推出对《雨季》的热评，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在1995年第7期的卷首语中称，“《雨季》是一部来自生活的罕见作品。许多文学新人苦于找不到创作的突破口，何不看看《雨季》呢？”与此同时，《陇东报》以空前的规模，组织了两个专版，推出了《雨季》的故事梗概、程莫深创作谈、程莫深介绍及评论，并在年底陇东文学创作综述文章中称，“1995年的扛鼎之作，当属程莫深的中篇小说《雨季》”。
今天，《文艺轻刊》陆续推出当年《青年作家》对《雨季》的系列评论，以示对那个年代的文学与石油的回忆。
身为石油人，看石油人作品,看石油人作品中的石油人,自是格外亲切。于站长、楚芳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理想、追求鼓动着许多人在走着他们的路,他们的不幸和痛苦时时撞击着许多人的心,也撞击着作家程莫深的心,于是就诞生了《雨季》(见《青年作家》1995年第7期)。
《雨季》的故事真实而感人,它形象地展示了生活在最基层的石油人的生活、奋斗和不幸命运,吐露了他们含血带泪的心声。在目前文学领域深受商潮铜臭侵染、广大读者被各种流俗浊浪冲击得眼花缭乱的情况下,读《雨季》无疑会是另一番感受。通过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会使我们受到一次心灵的净化。
于站长和他的妻子楚芳,在远离城镇、荒无人烟的野狐沟守单站,艰苦的自然环境,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他们的基本需求有着很大的反差,而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也时时撞击着他们的心。透过作品,我们看到主人公夫妇为工作、为生活进行着艰难的挣扎——于站长面对各种矛盾,在妻子楚芳的支持下,选择了一条通过考学获取文凭来摆脱困境的路,但最终由于楚芳的不幸,使他的情感和内心世界遭受了一次无情的打击,以至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了重新选择,而等待他的也许是更加不幸的命运。
《雨季》的环境是典型的,正是这种典型环境造就了于站长,在他的身土烙满了现实环境挤压的印痕。身为采油工,他忠于职守,忍辱负重,但还要领受黑脸李通过电话的寻查和斥骂。为对付日益猖獗的偷油贼,他端正的鼻梁被敲成骨折,他却连下山拍片子都走不开。洪水到来时,他带着黑脸李“昼夜值班,随时抢险”和“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金牌队’的荣誉”的压力,把全身心都交给了油井。但是,尽管他没黑没明,饱尝艰辛,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他还是以付出爱妻的生命为代价,一切都成了泡影。作品所描绘的这些情境,是住单站的采油工司空见惯的事。于站长夫妻面对这些,尽管内心有着不平,但为了保证那两口井的正常生产,他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大自然抗衡,这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作为丈夫和父亲,于站长还要时刻为自己和妻子、孩子的生活及生存奔波。妻子楚芳是由于他才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与他一起守单站的。作品通过日常大量生活琐事均描写，使我们看到于站长的艰辛劳累,甚至有些“窝囊”。在妻子面前,于站长似乎永远都无法理直气壮起来。实际上,在这个小家庭里，于站长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他的“窝囊”完全是特定环境和生活重负挤压的结果。困窘、委屈、无奈,多种压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艰辛、他的痛苦,他只能默默忍受,而没有别的选择。通过这些真实的描绘,不仅使作品主人公形象立体化地凸现出来,还逼真地再现了他们为事业、为生活顽强挣扎的感人精神。
作品围绕主人公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了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的核心只有一个,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站长夫妻长期呆在深山大沟里守单站,艰苦的环境、艰辛的工作和困窘的生活,不仅折磨着他们的肉体，这些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反差也使他们的内心世界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形下,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他们合乎情理的选择。处在经济转型期的这对夫妻,他们同样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特别是在毛生海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那就是必须通过考学,“捞个文凭跳出去。”曾和于站长一起跑单站的技校同学毛生海，就是因为“拿了张电大文凭”,不仅进了教育科,还当了科长,连他的妻子也大沾其光,由采油工人调到生活站的菜铺子,又由菜铺子进入打字室,连跨两个台阶。这些真真切切的事实,对于于站长夫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冲击。只有选择这条路才是唯一的希望。但是,这又是一条十分艰辛的路,于站长夫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牺牲。在通往这条路的征途上,楚芳是于站长坚定的支持者，更是他的力量源泉。他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强信念,在种种痛苦和劳累中顽强地挣扎着,他们是生活的强者。然而,当希望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楚芳却被无情的大自然夺走了生命!这种美好理想的破灭,是与严峻现实冲突的必然结果,它深刻揭示了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自己心灵深处构建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它的光亮照耀着人们不懈地去追求、去奋斗。然而不幸的是,不是所有的光亮都会扩展成灿烂的阳光,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没有一条直达的通道。虽然于站长取得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为他做出巨大牺牲以实现共同理想的妻子,却因此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孤寂的井场上,他们的理想即刻变得沉重起来。随着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楚芳坟头上化为灰烬，他们为走向理想世界的一切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然而,理想的破灭却使精神得到了升华。在这里,这对普通人理想的破灭,既是对不平现实的强烈批判,也是对追求世俗生活的无声否定。这也是《雨季》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雨季》在表现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于站长的形象，也把一个血肉丰满、富于感情的女性形象——楚芳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和于站长相对来说,楚芳更加富于血性,她敢说敢做,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憎，敢于为实现理想做出各种牺牲。她既不满于于站长的“窝囊”，又切切实实地行使着妻子的责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以及为他考学而做出的努力。在楚芳的身上，仿佛可以看到众多的生活在平凡世界中的女人、妻子、母亲的形象。丈夫、孩子、几口油井构成了她的现实世界,而在她的理想中，她渴望着轻松丰富的生活,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她一方面努力营造着自己的理想世界,又一方面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和于站长一起承受着精神痛苦和物质贫乏的压力。也许她并不高尚,也不完美,她有虚荣心,也曾为帮助丈夫摆脱困窘不得已从偷油贼手里拿过三千块钱。但为了职守,在暴风雨之夜,她只身走向井场,最终把生命献给了石油事业。她的死或许并不壮烈,她连一句豪言壮语言也没有,甚至不为人所知，但在她的身上,却元分显示了人性的真实和人性的美。于站长之所以在她死后,放弃了上大学的人生选择,并不仅仅是情感的需要和对她的怀念,那种人性感化的力量显然远远超出了对世俗的追求。
另外,《雨季》通过描绘普通人平凡的生活，把各种矛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给读者深入认识社会、认识现实提供了广阔的思索空间。诸如:一方面是自然环境所制约的类似个体化的石油生产,职工住单站、守单井,住漏房,缺医少药,少菜无盐,担惊受怕,不仅饱受风雨之苦,还时时要对付偷油贼的强偷硬抢;而另一方面,以何九为代表的农民,却以偷油发了家,并以此为基础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不仅盖起了一砖到顶的房,还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并进而在城里开起了铺子，买了楼房,连祖辈扎根农村的母亲都要搬进城去，整个儿和传统的农家脱了“壳儿”。这种工农位置的转换具有现实的典型性,其相互之间经济地位出现的反差，是经济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这不仅强烈地冲击着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给现实中的读者带来了思考的课题。楚芳对何九流露的感情以及跟他进城做生意的打算,都是这种冲击的直接反映。与此同时,在石油行业内部,一方面是以于站长、楚芳为代表的采油工人，为着那两口油井的正常生产,流血流汗，忍辱负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还要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而上下奔波;另一方面是以毛生海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仅仅因为有了一张文凭,不仅当干部、当科长、住楼房，工资奖金也不比守单站的少拿。而且“前后的人见了都点头、都握手、都发烟、都请示汇报，看人家脸色，等人家开口，求人家签字”。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于站长夫妇下决心要“捞”一张文凭,来摆脱那种艰难的困境。在于站长身上,折射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成了各种现实矛盾的复合体。为了能实现自己“蹦”出去的愿望,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求助于毛生海。他甚至东拼西借了三千块钱塞给毛生海，也仅仅是为了在农村的堂妹能够招个协议工。凡此种种，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极其丰富,能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思考。和那在些虚伪文字、胡侃调笑之作比起来，《雨季》无疑给严肃文学的张扬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还有必要说几句的是这篇作品在美学上的成功。通读全篇，我们无处不感到“真”的存在,从形象到细节都是高度真实的艺术结晶。这种“真”既是来自真实的生活源泉,又是作者真情实感的产物。同时,我们也真切地感到了它的美,既有含蓄的美,又有悲壮的美。小说取名“雨季”，
作者把“雨”这一意象成功地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在平淡甚至枯燥的生活中，这种既是意象之雨又是自然之雨的输入,给作品造成了一种柔和、朦胧的色彩，它时断时续,时骤时缓,与作品主人公的情绪形成了一种暗合,收到了一种彼此照应和烘托的艺术效果,也因此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感伤的意味,增添了一种含蓄的韵致,使整部作品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美感。而楚芳的死,作者虽然没有作正面描写,但一位弱女子满怀着对理想的憧憬为事业捐躯,本身就显示了一种悲壮的色彩。而美好理想的破灭、美好形象的消失,无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悲壮感。
当然,这篇作品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平”。节奏、语言平缓、平直，情节、片段平均用力,削弱了作品起伏跌宕的气势。另外,在人物对话方面,较多地使用了间接引语,使本来可以更为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略显平淡、模糊。许多地方如果让人物直接站出来对话,就可能使人物更丰满一些。但是，瑕不掩玉，所述美中不足绝不影响这篇作品所取得的成功。
（原载《长庆文学》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