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红包呼声空前高涨
在各国不断为国民派发红包，官民共克时艰的背景下，国内专家也不断提议派发以红包为主的疫情纾困专项福利，其中有著名经济学家李迅雷。
他认为，本次疫情超过次贷危机，居民收入减少，失去工作的比重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对居民的救助力度上应加大。“如果1万亿来讲，从14亿人口，人均也有700-800元，这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
他建议给农村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发放500元现金，在全国290多个城市发放5000亿元左右消费券，没有多少营业收入的个体户暂时纳入失业人员管理，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和现金补助。
与此类似的是《中国经济周刊》5月4日：多省市发放“消费券”已达百亿北大报告建议在全国发到5000亿的文章，采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时，指出由国家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并核销总额为5000亿元的消费券，可以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探索“一城一策”。“对今天中国的中央财政状况来说，5000-10000亿是可以承担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提议，中央政府向每个公民发放定额疫情补贴2000元。
此类议题在民间同样存在红包或现金的歧义，但绝大多数支持派发。
二、疫情补助形式
1、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缺失。
2、发达地区为主，落后地区缺失。
3、针对全民的现金红包和现行的消费券。
4、针对城市，以消费券为主（城市商业发达，容易匹配合适的消费。城市人口集中，更需要解决就业，带动烟火气）。
5、针对农村，以红包为主（与城市相反）。
6、有一次性、按月计和多次性。
7、红包数额大小不等，一般500元起。
8、消费券额度极低，不足以拉动内需。
9、城乡数额不同。
10、 就业与失业额度不同。
三、发红包为什么这么难？
各国发红包的消息时时入耳，让人眼热心跳。这还不算，据《观察者网》报道，甚至墨西哥的毒贩集团也开始向穷人发救济物资，这着实让吾人吃不消。
要说中国已是世界老二，国力财力早就不在话下，但在政策性发红包方面怎么这么难？各国都在发钱，为啥我们发券？
主要原因，是决策理念问题：
1、 行政主导、做强国有的计划经济思维。
2、 急切改善经济疲软的定向拉动思维。
3、 贪图表面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烟火气”思维。
4、 习惯于只进不出，吐出来必然出现抗拒思维。
次要原因，是民众对公共福利的偏面理解（另文详议：拒红包，被扭曲和异化的福利观）。
民众对公共福利的误解，缘于一些衣食无忧的专家学者的长期误导，他们要负极大责任。
来自：企业与法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