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与法治 今天
编者按：全国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302万亿元，政府确实太有钱了，现在是针对性地合理花钱的问题。第一大支出历来都是外交支出，占支出总额比重约88%。
《北京日报》文章“疫情之下，是报复性消费还是报复性存钱？官方回应”：5月24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等负责人参加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是不是报复性消费？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恢复性的消费是肯定的。”
报复需要力气，若无力报复，就只能慢慢恢复。
一、集中优势和集中劣势
集中力量大事是我们一贯信奉的治理圭臬，这与分权治理是相对的概念和结果，二者各有千秋，但后者更利于防止集中式错误而得到更多普及。本次疫初防控即未体现集中优势，却因反对意见式微而积弊难返，反而凸显集中劣势。直到“三封”令下，方得彻底体现，但又出现强封强堵和“跑风漏气”优先出逃等情况。
集中理念，也体现在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方面。据《腾讯网》2018年6月22日报道，以2016年为例，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7.8%用于医疗卫生，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在8%-10%左右，中国是6.2%。
2019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57998.3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6.4%，人均卫生总费用4148.1元。
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用于衡量国家或地区的卫生医疗服务所消耗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经济产出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最重要的国计民生。同样因为集中原因，中国比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众发达国家少得多，在国际上排名甚至不及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2020年，中国宣布将在2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用于世界各国公民的卫生健康支出。
《中国商报网》2019年4月2日：财政部披露2019年预算 88%的钱花在哪了？
财政部的第一大支出历来都是外交支出，今年这部分支出约135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约27%，占支出总额比重约88%。
二、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中国网》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新的全国的《资产负债表》表明，全国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302万亿元。
这证明一个事实，即便在经济疲软的近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也一直在逆势增长，这正是世界老二的真实内涵。总之，政府确实太有钱了，现在是针对性地合理花钱的问题。
不过，国家财政的基本盘就那么大，这些年对外开支很大，财政仍然紧张，张三多花钱，李四就得少花钱，这个道理都懂。未来的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在哪里，便有了讨论的必要。
首当其冲的，显然还是压缩行政开支，这是不能回避的沉疴。然后，除了财政盘可资盘活，还有多年未曾激活的各单位、各部门的行政收费盘，历史积累下来天量资金，皆可划归本次疫情专项使用，属于节流范畴。节流，即减肥瘦身，相比专家们提出的“印钱论”和“发债论”推高债务危机等级的建议，更符合深化体制改革的宗旨和要求。
开源方面，当下疫情仍处于后疫时代初级阶段的常态化周期中，拉动经济和稳定就业，培养造血功能是首要任务，改善民生和保证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可以双管齐下。其中，现金红包能使国民终端消费形成规模和态势，起到拉动内需作用。与此相对，那些行政主导下暂无经济效益的大型、超大型战略性工程，可以暂缓立项、上马，有些滥尾工程可以下马。
当下，民营经济社会贡献率已达到“五、六、七、八、九”的高度权重，那么从计划经济特征明显的行政主导投资，转移到以民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和国民红包消费上来，就是一个调整张三和李四的权重位置、实现财政支付转移的过程，也是产业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不论官花还是民花钱，在国家财政的大盘中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区别在于谁掌握花钱主动权而已。最浅显的道理是，只有让利于民，才是民富国强的根本。
三、仍需要“三亚式”的“马歇尔计划”
作者长期呼吁福利体系建设，以期让纳税人享受相应回报。2014年发表：中国更需要“三亚式”的“马歇尔计划”的文章，曾引用《人民网 三亚频道》2014年5月5日报道：海南省三亚市2014年上半年物价补贴发放工作于当日启动。据悉，本次物价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补贴60元，补贴6个月（1月-6月），即符合条件的居民每人一次性补贴360元，共约补贴62万人，需发放补贴资金共2.2亿元。
同时也针对《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5年3日“中国需要一个马歇尔计划吗？”的文章进行评议。原文称：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应该设立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以此让中国走向世界，并实现三个方面的目的：“除了投资，还包括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
我认为：未来如果真的如专家们所说，中国有能力形成对外的“马计划”，为何不将这些外显性的财富扩张利好回馈于国内的民众，像海南三亚市那样，将哪怕人均并不会太多的现金发放到个体国民的手中，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消费（也可称为投资吧）的方向？
可惜的是，三亚模式在一片打骂声中不知所终，殆误至今。如今在疫情高压下，发红包议题再起热度，不少学者认为以财政为支撑推出特定纾困方案，正当其时。
有学者建议，基于我国目前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由中央政府向中低收入群体中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负担较重的群体，进行一次性现金发放，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这个建议的重点，在于以中央财政为主体，而非甩锅地方。
从历史角度看，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私力救济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公力救济，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共福利体系，已是执政为民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