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进彪
1月8日，张扣扣出现在汉中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法庭，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庭审后，审判长就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宣判，判处张扣扣死刑。应张扣扣在庭前会议的要求，此次庭审采用了图文直播的方式，公开庭审全过程。在提问环节，张扣扣说，1996年母亲被打死时，王正军用木棒打了母亲，“我全程目睹了”，最终导致其母亲死亡，“王家对我家的态度一直是蔑视的，王校军还挑衅我。”张扣扣一审被判死刑，当庭表示上诉。（北京青年报1月9日）
此案中，张扣扣连杀三人被处以极刑，这根本没什么悬念可言，因为从头至尾证据链完整清晰，并得到了多方的采信与确认，可以说，一切都是法律程序得出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这个案子无论在哪里审，也无论过多少年再审，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起案件却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案件，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关于两个家庭关系的起伏变化。两家本是邻居，但因为一些琐事才发生了张扣扣母亲被打死的事件，而这个积怨，又构成了张扣扣故意杀人的最大动机，然而，之前的事实说明，有动机，并不一定就会实施。
因为张扣扣母亲被打致死案发生之后，王正军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处置，从法律上说，此案已经完结。而在此后的22年中，张扣扣虽然心存积怨，但并未形成明确的杀人之心，只是后来张扣扣发现“王家对我家的态度一直是蔑视的，王校军还挑衅我”，因而才产生了明确的杀心。
因而，从两个家庭如此的线性起伏关系来说，张扣扣杀人案，当初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不发生的可能。而在张扣扣看来，王家并未因打死自己的母亲而心怀愧疚，这是他的根本怨气，而促成并加深激化这种怨气的一个重原因，就是王家的蔑视与挑衅。因而从邻里关系层面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家的冷漠蔑视与傲慢，才给自己埋下了后面悲剧的伏笔。
这次，张扣扣一审被判死刑，他当庭表示上诉，而从法律层次来说，上诉却很难改变即有判决，因为法律讲的是事实和法条，只要这些要件经得起推敲，那就不会产生任何悬念。但从和谐社会建设层面来说，却非常支持张扣扣的上诉，因为他所要讲的话，定然包含着很多邻里关系起伏与恶变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内容，正是社会所需要的稀缺内容，法律信仰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但现实中的邻里关系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对于这些内容，虽然平时我们也在讲，但从整体效果上说，却无法比拟于从死刑犯张扣扣的嘴里说出。
因为张扣扣的上诉，本身就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现身说法，它会给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多的法律以外的解读视角，和更广阔的考察视域，这可以引发人们对人与人之间，以及邻里之间冷漠与傲慢的深入思考，从而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相互之间应有的普遍尊重。而在这样的上诉氛围中，更多的社会个体，更多的社会家庭，更多的邻里关系，都会得到深刻的启发与教育，这对于和谐社会的进步，蕴涵着更加丰富的法律含义与道德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