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汐溟
本文讨论如下话题：A与B联合投资某部影片并签订有联合投资合同。约定影片制作预算（不含宣发）为一亿元，由A投资100万元，占影片投资的1%，按投资比例分享影片发行收益。其余投资由B筹集，B负责影片的制作。此外，影片的宣传、发行、报批等一切事宜均由B负责。合同生效后，A如约支付了100万投资款。但影片发行后与A期待的业绩相差甚远。A遂质疑影片真实的制作费。在A的强烈要求下，双方对影片的制作费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能够确认的影片实际制作费为5000万元，仅为约定预算的一半。对于预算变更事宜，变更前的制作阶段中B并未告知A，发行结束后也隐瞒了该事实。然而，合同中并未对此种情形作出规定，我们作如下追问：A方投资100万，其比例以一亿元为基数计算，而实际制作费低于合约预算的情形下，投资款应如何处理？A方应作何选择？
首先，我们排除合同解除的情形，假定合同继续有效。事实上，作为制片方及发行方，B事先未告知A预算严重缩减的事实，事后又隐瞒该事实，且恶意以预算的投资额为基数向A分配发行收益，理应承担包含解除在内的责任，对此笔者将在他文中讨论。本文仅假定合同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下A方投资款的处理方式。
其次，合同本应对预算未达或超支的情形下投资款的处理方式作出规定，但却未作出，合同内容有欠缺，而此条款又属于合同非必要条款，因此该问题可归入合同解释中的漏洞填补问题。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内容有欠缺时，当事人应先协议补充，若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认。事实上，双方在协议补充时所能依据的也是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诚信的精神。因为前文我们所讨论话题的假设情景过于简单，无法适用合同有关条款的方式，故而，我们只通过诚实信用和交易习惯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
A与B系投资合作关系，而投资的特点是权利义务及风险的均衡统一，即所谓权责相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按照一般理性人的理解，履行多少义务才能享有多少权利，义务权利系一体才是合理的。易言之，实际投资多少就应享有多少利益，这才符合投资合同的性质及投资方的合同目的。而“实际投资”就双方而言，即就A与实际制作费而言。该案中，A实际投资为100万元，而制作成本实际为5000万元，依据权利义务相等的原则，A有权以实际制作费为基数计算投资比例，即A的投资占比应相应调整为2%，也按2%享有发行收益权。此种主张符合诚信精神，实践中也属通常的做法，合乎交易习惯。
另外，以合同中占比1%为基点，A与B均可坚持该份额比例，即实际发行收益仍以合同约定的1%为准，此时A投资款100万元中便有50万元为剩余款项。对该50万元剩余款项，A有权要求B退还。
再次，B能否主张无论实际制作费是多少，A在完全履行投资义务的情形下其所占比例均不变，只为1%呢？本文认为，该种观点毫无合理性，不该得到支持。
首先，除非合同中对此有明确约定，否则B该项主张便无合同依据。但只要A稍微有点“常识”，便不会同意此条款。
其次，若允许B该项主张成立，则可产生如下困境：A支付100万元投资款，B未支付任何投资款，仅用A的100万元投资款制作电影，而最终B未对影片做任何投资却可享有影片99%的发行收益。这不但严重违反诚信原则，也有失公平，更非可被接受的交易习惯。此既为A该有之“常识”，也是B无法得到支持的依据。
最后，如前文所述，A有两项选择，按2%计算发行收益或退还50万投资款，二者可选其一。可选并非任选。A应视不同的情况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笔者认为，在票房业绩惨淡的情形下，按2%要求B分配收益低于50万元时，A可要求B退还50万投资款；若发行业绩较好，则可按2%的比例要求B分配发行收益。严格来说，由A享有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权是不充分的，因为对A有利便对B有害，通常情形下不能完全得到支持，该选择权并不确定。但在B恶意欺瞒制作费，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形下，应赋予A单方选择权，这既是对诚信履约者的保护，也是对B失信行为的有力惩戒。
